安史之乱为何唐朝军人要去造反呢，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安史之乱时，唐朝北方的军人们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大唐盛世”日子不过，偏要跟着安禄山造反?
这个问题真得很“理想化”，也得感谢我们喜欢灌输“关键词”的历史教育和历史传播，好则一好百好，坏则一无是处……
回答如下：
“盛世”只是一个形容词，并不意味着当时社会的所有阶层都处在一个“完美”的生活环境下，我们说开疆扩土、封狼居胥，往往是建筑在军人、百姓的累累白骨之上。
当然，对于没有身处这样的残酷环境下的旁观者而言，往往看到的是四海宾服的光环，而不是黎民的痛苦，也不愿意去看，甚至还有不少“理想充盈”的朋友，真心认为自己愿意做“盛世强国”的一块砖，哪怕“做鬼也幸福”。
对此，咱只能写一个大写的“服”字，可作为大唐“盛世”的一部分，唐朝的军人们往往没有这样高的觉悟。
唐朝前期和后期，军事体制有很大的区别，前期以府兵制的番上来支撑中央禁军，以兵募等民户征发的方式满足出兵、野战的需要，边境的镇、戍、守捉，也以民户征发为主。
也就是说，唐太宗、唐高宗横扫四夷的野战军其实是由大唐朝各个州县的民户，以服役的方式组成的，而国家给他们的主要回报，是荣誉和任官的机会，这个逻辑与之前的北朝一脉相承。
而唐代的官职系统，其实是明确分为文武两个序列，文，则为职事官(三省宰相到县尉，实际职务)、文散官(待遇官阶);武，则为卫府官(十二卫大将军到折冲府校尉、队正，实际职务)、武散官(待遇官阶)、勋官(战功奖励，获得候选武官资格及对应田宅、礼仪奖励)。
在唐代前期，由于战争频繁，勋官首先滥恶，以至于丧失了社会地位，因为已经太多了，按级别“授田”的经济优待完全执行不下去，政治上升空间也近乎于无，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
每年纳课，亦分番于兵部……身应役使，有类童仆。据令乃与公卿齐班，论实在于胥吏之下，盖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
翻译过来就是，高级勋官定期要在兵部“待选”，然而，这些士兵出身的“高勋”，虽然按照唐令的规定，品级相当于公卿，但在兵部候选时，实际的身份地位连不入流的胥吏都不如，甚至“有类童仆”。
问题是，哪怕是这套虚文，到了武则天朝也已逐步废弃，《旧唐书·魏元忠传》就写道：
虚有赏格而无其事。
这些是“兵卒”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待遇”，而他们的领导——用来“储将”的卫府系统，所谓的大将军、折冲都尉、果毅都尉们，在高宗、武则天时代的大扩张之后(总章年间为唐代版图最大之时)，也一路沦落。
傅璇琮著《唐代诗人丛考·韦应物系年考证》：
时承平既久，诸卫将军自武太后三代，多以外戚无能者及降虏处之。而卫左之官，以为番上府兵有权，朝要子弟解褐及次之没关，又多不旋踵而据要津，将军畏其父兄之势力，恣其所为。自置府以其番上宿卫，礼之，谓之‘侍官’，言侍卫天子也。至是，卫佐悉以借姻戚之家为僮仆执役，京师人相诋訾者，即呼为‘侍官’。时关东富实，人尤上气，乃耻之，至有熨手足以避府兵者，番上者贫羸受雇而来，是由府兵始弱矣。
可见，到这个时候，“储将”之所变成了容纳外戚亲贵和投降的部落酋长的空衔头，而曾经身份贵重的仕进捷径，由五品以上贵族官员子弟充任的府兵禁卫，也已经沦落，京师中骂人都叫“侍官”，府兵的社会地位直线坠落。
最重要的是，《新唐书·兵志》记载：
诸府士益多不补，折冲府又积岁不得迁，士人皆耻为之。
兵不补充倒还在其次，折冲府系统的武官久久不能升迁，豪强士人已经抛弃了这条晋身之路，则这个职官系统的废弃也就是时间问题了。
到了唐玄宗时代，上述问题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他的解决方案也并不是恢复旧制，而是将卫府武职官彻底的阶官化，变成一种口头政治待遇奖励，一次战争胜利，发出的空白折冲、果毅的告身(委任状)成百上千，而这些府兵军官其实可能连自己的折冲府在哪儿都不知道。
直至开元天宝之交，府兵系统连持续为长安提供“禁军”兵员的职责都无法履行，也就彻底走向了制度的末路。
另一方面，在边疆的野战、边防部队也在发生变化，唐玄宗时代遂对整个军事制度进行根本变革，原本的“义务兵”基本上被“职业兵”代替，从军不再是为了“荣誉”和“仕途”，而是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是养活全家的手段。
到了安史之乱前后，武人晋身的封赏滥恶，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按照《资治通鉴》卷219的记载：
是时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郎将，听临事注名。
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异姓王者。诸军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复计官爵高下。
及清渠之败，复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
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名器之滥，至是而极焉。
这种官爵的泛滥，直接造成的结果，并不是军人地位的上升，而恰恰是安史之乱前后，大唐王朝愈演愈烈的“清浊之分”，即已经不再把朝廷的名爵当做衡量地位高低的标准，而是当时的贵族阶层，以及社会主流舆论，完全将“出身”视为区分地位高下的基准。
这种情况下，尽管职业化的官兵们仍有资格穿着三品以上官员的紫袍招摇过市，收获的却不是艳羡，而是“成功人士”的白眼。
换句话说，“大唐盛世”中的军人们到了安史之乱前后的时期，其社会地位与他们拥有的力量完全不匹配，我们不能否认大唐正统王朝具有的伦理号召力，但是，对于日益游民化，社会地位越来越低贱的军人群体而言，这个“盛世”只在需要他们出命打仗的时候把他们当做“人”看。
这不仅是社会地位的问题，在军食、赏赐等方面，也是如此，所以，职业士兵们最终走向了“拿钱办事儿”的行为逻辑，经常会“养寇自重”、“肆意劫掠”，以他们的“战争技艺”来获取，骗取，甚至是胁迫来得到封赏。
具体到安禄山的反叛，则要考虑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唐代供军费用的严重“西高东低”，哪怕是在战事并不激烈的剑南节度使，每个编制士兵的费用也是东北方向，范阳节度使士兵的3倍。
而安禄山本人之前兼任了一系列与“供军”有关的使职，说明其在唐玄宗的信任和倚重下，以更少的财政资源厚养了三镇，或者至少两镇的镇兵。
这些人作为长期居住在边塞的边兵和边民，无疑与他们真正的“衣食父母”建立了深厚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将领与军队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安史之乱后仍旧可以看到，比如幽州节度使朱泚入朝，就带了一部分幽州兵，而他统带这部分兵马的权力也由朝廷的正式任命所认可。
一个很有趣的历史事实是，大唐朝廷立场上的“叛军头目”，大唐忠臣义士眼中的“乱臣贼子”，安禄山、史思明、安庆绪、史朝义，这四位“大燕皇帝”曾经被投降唐廷的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请进庙宇，享受香火供奉，被称为“四圣”，直到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才奉旨平毁。
一直到唐穆宗长庆年间，河朔之地的军将称呼安禄山、史思明仍为“二圣”，为了从根上与这种错误思潮作斗争，唐朝中央派遣的卢龙节度使张弘靖刨了安禄山的墓，砸了他的棺椁，结果引来当地军民的反感，“人尤失望”，此时，距离安史之乱，已经过去了60年……
综上所述，唐朝的边军跟着安禄山造“大唐盛世”的反没什么奇怪的，在他们眼里，安禄山就是他们的利益代言人，而唐朝边军的主力，也并非某些人所臆测的都是“胡兵胡将”，其主体就是唐朝当年的经制军人，多数是汉人。(见孙继民《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远在西域的唐军，兵籍帐中仍以汉兵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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