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改革后不久，雅典出现了庇西特拉妥的俗主政权。倍主政治是希腊城邦政治的一种普遍而又特殊的现象，不是主流政体却仍不时地出现。说普遍是因为古希腊大多数城邦都曾出现过，说特殊是因为古希腊的主们大多都具有平民政治家的形象，不依靠贵族，反而借助平民力量推行奖励工商、扶持中小农民和压制打击贵族势力的政策。这种现象归因于当时的工商业阶层和农民的联盟有一定的力量。当这种联盟进一步强大到自己能做主时，倍主政治也就无法存在了。公元前509年，雅典又发生了克利斯提尼改革。这次改革完全确立了雅典的民主政制，从此全体雅典公民都跃上了政治舞台，贵族和平民间的对立大大缓和，使雅典城邦进入了一个繁荣兴旺时期。
公元前5世纪，伯利克里又进行了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各等级男性公民可以担任除十将军以外的所有官职;改革了公民大会，使成年男性公民均可参加并有发言权和表决权;改革五百人会议的成员构成和扩大权限;提高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和监管机关一—陪审法庭的权力和地位;扩大十将军委员会的权力，规定首席将军掌管国家军政大全;规定“公职津贴”制度，为参政公民发放工资和津贴;鼓舞公民接受政治教育和文化熏陶，向公民发放“观剧津贴”等等。
伯利克里改革进一步发展了雅典奴隶主民主制，把古代希腊奴隶制民主政治推向顶峰。显然，古希腊城邦民主政制的形成有其特殊原因，这从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中可以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第一，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荷马时代的希腊社会有较高的经济水平，再加上独特的地理环境，推动希腊许多氏族部落在步入文明后能迅速地走上商品经济的道路。
第二，工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希腊社会提供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得古希腊城邦民主政制有了基本物质前提，特别是能够为公民阶层从事政治活动提供生存保障。第三，有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没有发生激烈的内外部冲突，使得与民主相对立的暴力强制不能充分发挥。
例如，雅典城邦所在的阿提卡地区一直未受外敌入侵，并为同一族群的人所居住，或者说，在雅典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和平地融合为同一族群了。因此，这些部落与斯巴达不同，不存在内部不同族群的尖锐冲突而必须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第四，有雄厚和完善的民主传统，人们对民主传统抱有高度的认同。第五，工商业活动刺激着教育事业的普及。
在雅典类型的城邦中，其公民的平均文化素养显然远比同时代其他古代民族为高。他们广泛开展的各种节庆、体育、游艺、戏剧、宗教祭祀等公众活动，对开发民智，促进民主、自由、平等、竞争和荣誉精神的发扬，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六，古希腊城邦规模狭小，使直接民主能够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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