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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乱世，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和张献忠部，抗击明朝政府军的围剿多年，并最终推翻了明朝在北方和四川地区的统治，分别建立了“大顺”和“大西”政权。
李自成与张献忠聚会：
然而，当满清八旗军入关后，李自成军却屡战屡败，短短一年时间，就丢掉了包括根据地关中地区在内的几乎全部地盘。在南下湖广时，李自成更在亲自侦查敌情时，被当地豪强击杀。
而张献忠在和满清的第一次交战时，同样因为侦查敌情，被清军一箭射杀，大西军失去首领，同样难以与清军对抗，被迫南下云贵。
李、张二人曾是明朝朝廷和崇祯皇帝多年来的心腹大患，却在对敌满清时败得如此轻易，多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如果深入了解当时中国各个军政集团的实力对比和组织架构，便知道此事原是顺理成章。
事实上，李自成和张献忠长期交锋的，只是明朝的二线军队。在明朝一线军队和精兵良将都在辽东战场和满清战争中损失殆尽后，李自成和张献忠所部的农民军，才得以从屡战屡败到死灰复燃，竟成一方基业。
而满清在萨尔浒之战、松锦之战两场大的战略决战，以及广宁之战、浑河之战、大凌河之战等多次战役，交手的都是明朝云集举国四方精锐集合而成的重兵集团，却能屡屡得胜，斩俘明军累积数十万人，甚至打得绝大部分明军只敢凭借坚城重炮坚守城池，而不敢出城野战。因此，论清军战斗力，原本就肯定在李自成和张献忠所部之上。
此时的满清政权，更由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这父子两代枭雄，经过在关外近三十年经营，已打造出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组建了军民合一、动员力极强的八旗军集团。
到了皇太极统治后期，满清已经通过“三丁抽一”的强大动员力，有能力一次性在华北地区投入超过10万人的机动兵力，而且还是携带多门红夷大炮的步兵、骑兵、炮兵协同作战的大兵团，无论军力和战力，在当时的中国大地，甚至于整个东亚大陆，都毫无疑问是最强者。
满清崇德皇帝：皇太极
作为崛起的新兴势力，满清能做到拉拢人才，举贤用能，在占领区收取税收，稳定秩序，给军队按时提供军需。八旗军出战时令行禁止，战胜重赏、战败重罚，即使烧杀劫掠也能相对“制度化”，在政权建设和军队组织性上，为当时中国各大军政集团之最强，其兵锋当然能势如破竹，迅速席卷天下。
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确实做了种种组织建设的努力，但因为天下形势所致，发展过快，从商洛山的18残骑到啸聚几十万部众，兵临北京城下，只用了短短几年。相比于满清，大顺军崛起速度太快以至于根基严重不足，来不及巩固其政权基础，就被推到了争夺天下的最终决战舞台。
李自成与其麾下大将刘宗敏
而且，李自成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就是情报严重滞后，甚至不明白腐朽不堪、衰落已极的明朝，已经不再是其争夺天下的最大对手，敌军的精锐兵马，更远不止是区区3万战兵的吴三桂部。
因此，当大顺军攻破北京后，在对清军完全没有充足准备的情况下，在最不利的时间和地点，将8万左右的精锐主力投入到山海关战场，和在关外厉兵秣马数十载的满清政权进行了一场终极决战。
山海关一片石之战：李自成主力精锐8万 vs 吴三桂军3万 + 乡勇3万+满清八旗军主力10万人，几乎是1:2的兵力比。
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动员了十万八旗主力军团，和吴三桂军团内外夹击，一战就把最强的竞争对手打残。大顺军主力损失惨重，头号悍将刘宗敏重伤，在京畿和河北地区再难立足，被迫仓促西撤。
满清摄政王：多尔衮
满清入关后，作为一个已经立国近30年，体制完备的稳固政权，能适应当时局势的切实需求，又在明朝政权土崩瓦解之际，以恰到好处的政治政策大肆招降纳叛，自然是势如破竹，近乎无往而不利，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
之后，大顺军更被满清以优势兵力和骑兵集团分进合击，穷追猛打。退守山西后，李自成又犯下了严重战略错误。他本应自己坐镇太原，北守雁门西守太行，源源不断地从关中征兵征粮，力争守住这表里山河之地。
然而，李自成的选择却是仓促返回关中。
公元1645年11月：
如此则山西必失，失山西则关中难守，仓促南下则湖广自然瓦解，其根据地关中地区，也再无地利可言，而后墙倒众人推，坐拥数十万部众却一路丢城弃地，向南溃逃，正是“运去英雄不自由”了。
当大顺军此前经营数年的两个根据地关中和湖广，刚刚着力经营的新根据地河南，都被轻易丢弃，来到人地两生的长江沿岸，无根本之地可以依托，即使李自成没有意外身死，也完全不看好其还能有所什么作为。
李自成一死，大顺军虽尚有鱼龙混杂的几十万部众，然而群龙无首，各部将领各怀心思，难以整合，如此当然大事去矣。归顺南明政权后，又被充满偏见的南明官僚所忌惮憎恨，因此之后大顺军在抗清战场发挥的作用，甚至远不如偏居一域的大西军，只能以“變东十三家”的名义，在三峡地区占山为王。
至于大西军首领张献忠其人，更可说严重缺乏战略眼光和政治头脑，政权建设能力更约等于零。他攻入四川之后，非但没有利用当地资源建立一个稳固政权，反而因为政治举措失当，大肆杀戮士人，民心丧尽，还没等满清攻来，就已经被当地的南明势力逼迫得难以立足。
张献忠及其义子李定国
所以张献忠才会放弃成都，全师北上，迎击满清豪格部，妄图死里求活，却在战前侦查时遭遇清军突袭，中箭身亡。幸有他的义子孙可望继任大西军首领，南下云贵，更凭借出色的政治组织和政权建设能力，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固的新兴政权，短短几年就养兵十万。甚至日后吴三桂发动“三藩之”乱，其起兵基础也源于孙可望最早肇基。
然而自古以来，云贵一隅之地而取天下的势力，本是数千年闻所未闻。孙可望和南明永历政权合流后，更暴露出他性情偏狭急躁、刚愎自用、不能容人的弱点，南明臣子们更将种种腐朽内讧弊病也带入大西军，最终导致了李定国和孙可望的内战。孙可望战败后，投靠满清甘为其带路走狗，李定国虽忠勇善战，终究大厦将倾，无力回天。
事实上，平心而论，如果不是满清入关后一系列以“剃发令”为代表的暴政，导致民族矛盾尖锐，亿万汉人民众自发反抗，大西军和大顺军的败亡只会比历史上更早。
最终，这场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战争，以李自成的义孙、受封为南明临国公的李来亨，在茅麓山上一场大火，划下了壮烈的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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