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真的“霸道”治国吗?什么是“霸道”的治国方式?

  今天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什么是“霸道”的治国方式?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大秦帝国》影视剧中,面对六国卑秦的局面,秦孝公颁布招贤令,商鞅进入秦国之后,曾经用王道、帝道和霸道这三种方式去游说过秦孝公,最终秦孝公的目光停留在了霸道这种治国的方式上面,并且与上要进行了三天三夜不停的友好会谈,最终敲定了秦国未来治理国家的道路,也初步决定了要在秦国实行变法的想法。

  秦孝公真的是采用了霸道的治国方式吗?本篇文章重点的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看一看秦孝公所采用的方式到底是什么?要明白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什么是霸道的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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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桓公尊王攘夷,就是挟天子令诸侯行为

  霸道,其实就是管仲之学,那么什么是管仲之学呢?我们用四个字来概括,其实就是“尊王攘夷”,我们都知道齐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他用的就是管仲之学,打出的也就是尊王攘夷的旗号。

  事实上,齐桓公和管仲的这种做法,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一种表里不一背地里干坏事的行为,他采取的行为和方式已经是礼崩乐坏了,同时也已经不断的在挑战天子的权威,甚至企图将天子取而代之,要吞并周边的诸侯国,让自己的国家成为中原地区的霸主,想让其他的诸侯王都听他的差遣,让他的齐国立于一种不败之地。

  哪怕齐桓公做这样的事情也要打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让他的行为显得无比的正当,要打着一种为天子做事的旗号,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狠毒的策略,因为齐桓公和管仲打出的是为天子服务的旗号,一旦有人反对他们的做法就是反对天子,如此一来,齐桓公便有了非常正当的理由去讨伐他们,甚至他还可以获得其他国家的帮助,这其实就是别样的一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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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襄公的仁义霸道,借天子旗号消灭对手

  除了齐桓公的尊王攘夷之外,我们还可以用宋襄公的仁义霸主来解释这种政策。宋襄公的仁义霸主,其实与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别无二致,都是一种打着为辅佐天子的旗号讨伐其他国家的方式。

  其实那个时候,特别是春秋时代,很多的君主都是通过这样的行为去提升国家的实力的,毕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周天子对诸侯国的控制力还没有非常的衰微,诸侯国的行为也有了极大的自由性。

  所以无论是齐桓公的尊王攘也好还是宋襄公的仁义霸主也好,又或者是后来的晋国自命为中原地区秩序的守护者也好,这种的行为其实都是在借天子的事去消灭自己的反对者,从而让自己达到霸主的境界,也让自己的国家实力迅速的提升,这就是商鞅所说的霸道之术。

  秦孝公最终所用的霸道之术

  事实上,我们明白霸道之术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之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秦孝公最终所用的并不是霸道之术。

  霸道之术的前提是,借天子旗号和势力

  首先第一点,霸道之术的采用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借周天子的势,达到另一种层面上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打出为天子好的旗号,打出为天子服务的旗号,打出守护中原地区分封制度的秩序的旗号去为自己的国家谋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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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齐桓公也好,宋襄公也好,或者是说在晋文公也好,周天子虽然对天下诸侯的控制权已经大幅度的降低,可是周朝并没有切实的灭亡,或者说他的控制能力还没有降到最低,降到极致,他还是有一定的地位或者说有一定的话语权的,其实哪怕是到了春秋末期的时候,各大诸侯王想要进行国与国之间的征讨战争,还是要在周天在那里走个过场的。

  秦孝公时期,周天子名存实亡

  但秦孝公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是战国时代了,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基本上各诸侯都已经自立为王了,不仅是韩赵魏这三个国家私自瓜分了老牌诸侯国晋国,魏国更是首先以王自居,成为了在楚国之后第二个自立为王的国家。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周天子在那个时候的控制权已经是衰落到了极致了,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相互攻伐已经不需要再通过周天子了,甚至连过程都不需要走了,所以诸侯国想要崛起自己的实力,又何必再借周天子的势呢?这其实是一种多此一举的行为。

  所以说在秦孝公所处的那个时代里,尊王攘夷也好,仁义霸主也好,中原地区秩序的守护者也好,已经都成为了一种笑谈,哪怕是他打出这样的旗号也没有几个国家会理会于他,毕竟大家心知肚明,周朝已经是稍微到极致了,再打出这样的旗号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秦孝公就不需要再多此一举的去做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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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王攘夷、仁义霸主都需要强大国力支撑

  第二个原因,就是无论你是“尊王攘夷”还是仁义霸主,你都需要自己的国家拥有强大分的实力给政策作为支撑,要不然别人凭什么理会于你?那个时候无论是齐国,也好还是宋国也好,又或者是晋国也好,它们都有着一定的国家实力,哪怕是不打出那样的旗号,它们都是中原地区的大国,其它的国家也并不敢怎么去招惹他们?而它们之所以会打出那样的旗号,运用那样的政策,更多的是想要国家完成统一,是想要取周天子的位子而代之,是想要更好地去发展自己的国家实力。

  秦国国力衰微不足以实行尊王攘夷或仁义霸主

  但当时的秦国并不符合这一个要求,秦孝公时期的秦国是非常弱小的,在此之前受到了魏国不断的压迫,甚至连函谷关都没能够守住,秦国的国土是一缩再缩,在秦孝公之前的几任秦国国君都有着想要让秦国重新回到陇西地区,继续做半农半牧的农业部族的想法,由此可见,当时秦国势力的衰微。

  所以秦国在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那种能够保证自己国家实力的底气,也并不是像齐桓公或者晋文公那样想要取代周天子的位子,秦孝公最初想招纳贤才的目的,只是想让秦国摆脱那个时候积贫积弱的现状,让其不再被魏国欺凌,让其能够在战国七雄当中位居前列,其的心中所想其实并不是一统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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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觉得秦相公在那种逆境当中仍然有着凌云之志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毕竟一个快成为亡国之君的君主,去想那些称霸天下的事情只不过是痴心妄想而已,所以说那个时候的秦国其实并不具备着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的客观条件。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政治体制深受王道影响

  我们看到了实施霸道之术的几个国家,在客观因素上面的不同,再来了解一下秦国在真正实行商鞅变法的时候所采用的制度与这几个国家之间的不同;事实上,秦国并没有打出任何尊奉周天子的旗号,也没有通过攻伐其他的任何国家来完成巩固自己国家的实力,而是首先改善自己国内政治制度和发展现状。

  其实,秦国在进行商鞅变法之前的政治制度,极其类似于王道的发展制度,这种发展形式是从立国开始就深受影响的,尤其是在百里奚受任于秦国之后,王道的政策就在秦国传承的下去,虽然不像西周的开国诸侯燕国那样深受王道的影响,但王道之于秦国还是一个不可磨灭的政治基础,可是在战国时代那样天下大乱的时代里,王道这种崇尚于礼制的政策是不适合继续发展下去的,不然燕国的最后也不会获得那样悲惨的结局。

  秦孝公推行商鞅法治变法使秦国走向发展正轨道

  商鞅和秦孝公的第一步,就是改善国内一直以来的政治制度,由王道向法治转变,在秦国国内确立法治的政治制度,让整个国家的臣民们被规划在一个明确的框架之下,无论是君主也好,大臣也好,还是平民百姓没也好,他们都必须按照法令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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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一来,秦国的国家发展有了一个明确的被规划出来的道路,各个阶层的人们有着自己明确要做的事情,这样秦国无论是行政方面、经济方面还是军事方面都有条不紊的在发展,自然也就慢慢的摆脱了曾经那种积贫积弱的状态。

  事实上,无论是奖励军功也好还是重农抑商也好,都是商鞅想要确立法治的一种手段而已,其次就是改善国内的阶级环境,那个时候的秦国与其它的诸多国家一样,都是一个贵族鼎盛的国家,毕竟在西周的时候,阶级的划分就非常的明显,秦国是西周制下的诸侯国,国内的贵族自然也拥有着非常强盛的权力,可是贵族的权力发展壮大,对于君主手中的权力提升就是一种影响,对于君主做决策也是一种阻碍。

  秦孝公与商鞅竭力革除贵族权力,调动全民的积极性

  商鞅和秦孝公的第二步就是,竭尽所能的革除贵族的崛起对于君主手中权力的影响,拉近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差距,即收归了贵族手中的权力,让他们不能够在国内呼风唤雨,又让平民百姓们得到了切实的利益,让他们在重农抑商或者是奖励军功的政策当中,能够切实的找到让自己安稳生活或者是获得利益的方式。

  这样一来,整个秦国的积极性就被调动了起来,平民百姓的个个干劲十足,没有了贵族这座大山压在他们头顶,同时,无论是参与部队成为一名军人也好还是做农耕也好,他们都能够获得切实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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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这种环境下的秦国,就形成了一种非常良好的发展状态,农业民族的积极性被提高,农业生产自然就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一旦农业生产在那种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发展状态下提升了起来,就必然会拉高经济的生产总值,提高经济的发展速度。

  而有了经济条件作为强大的支撑,这个国家就有着足够的能力去发展军事实力,而军事实力的提高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可以攻城略地,可以拓宽它的领土疆域,增加常住人口数量,而土地增加人口数量增加又能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新鲜的血液,这就是一种非常良性的循环。

  综述

  笔者认为,商鞅在秦国所实行的那种变法其实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变法,他落实的是法治的制度,实行的是奖励军功重农抑商等等的政策,首要目地也是改善国内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并非像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他们那样攻城略地拓宽领土疆域。

  在商鞅的变法当中,军事实力虽然是一个发展的重中之重,但是军事实力的提升却是由制度的确立和经济的发展来带动的,不是首要进行改善的目标,所以在形式上和目标上面,商鞅所实行的那一种方式与他提到的那种霸道之术也是有着根本上的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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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在国家实行策略层面的基本条件上,还是在策略实施之后的根本目的上,所实行的那种方式与霸道之术有着本质上的差距,尤其是在秦孝公去世之后,到了秦宣太后那个时段,秦国的目标已经不再是攻城略地,做一个强盛的诸侯王了,他已经国家发展目标定在了一统中原上面。

  秦国国君想要做的是整个天下的霸主,而并非是一个强大诸侯国的诸侯王,无论是齐桓公的齐国也好,还是宋襄公的宋国也好,他们在后期的发展进程当中,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变化形式,所以在后期的发展上面,秦国所实行的那种制度与霸道之术所能达成的那种效果也是有着差距的。

  秦国实行的不是完全的霸道之术,而是商鞅改进后的强道之术

  因此我们才说,其实秦国所实施的并不是霸道之术,而是一种商鞅在霸道之术上面推陈出新的强道之术,是一种强国之道,让国家一步一步地夯实自己的实力最终登上巅峰的道路,而不是一种在同等地位的势力当中称霸的一种道路。这也告诉我们,在我们分析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不能够单纯的去看形式上面的类似,我们也要顾及到一种制度、一种政策实施的客观性条件,在实施过程当中的一些显著特征和一些微小特征,同时还要看到他在实施之后所达到的目的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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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全方位立体的去看待一种政策的出现,才能够更好的理解一个纷乱复杂的时代是如何发展进步的?同时我们才能够认识到古代的华夏文明是如何繁衍生息的,对于我们理解整个历史才能够有着更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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