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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对全国土地人口财富的控制权和管理权。
公元前221年，千古一帝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了大秦帝国，消除了春秋战国时期长达五百四十九年的战乱。为了显示其文治武功，秦始皇使用了“皇帝”一词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其后，从秦朝到清朝，在古代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王朝中，皇权成为了至高无上的，无法被超越的权力，表现为皇帝个人的独断专权、言出法随。
法家缔造大秦帝国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而儒家成为了皇权的代言人则来源于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战火荼毒。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消除战乱，不同阶层的哲人相继提出了自己的治国主张，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法家与儒家就是其中两个支持者最多，最为显赫的学派。
这两个学派，一个缔造了大秦帝国，开创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大一统专制帝国;另一个则成为了皇权的代言人，成为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战国初期，秦国积贫积弱，长期被中原大国魏国所欺凌。为了富国强兵，秦孝公听取法家代表人物卫鞅的主张，在秦国推行变法，这场变法就是著名的“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封疆，施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以耕战立国。秦国变法二十载，获得成功，从而迅速崛起，奠定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实力根基。
然而，秦国统一天下不过十五年便崩溃瓦解。汉朝建立后，面临着生产凋敝、封国反叛、匈奴入侵这三大问题。
汉朝初期，采用黄老学说治国七十年，基本上恢复了元气。迫切需要解决诸侯国叛乱以及匈奴入侵两大难题。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大一统”两大学说得到汉武帝的肯定，汉武帝听取了其“废除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
董仲舒的两大学说解决了汉朝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汉武帝得以发布“推恩令”解决了地方上的分裂割据势力，巩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同时，“天人感应”学说则在保障民众生存权的基础上，强化了皇帝的神权。这使得汉武帝踢开世俗的羁绊，得以建立起一支支强大的军队，不仅赢得了对匈奴的战争胜利，更平定了南方百越势力，开拓了西域疆土。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缔造大秦帝国，开创两千多年帝制王朝的是法家，而成为皇权代言人，成为中华文明正统的文化思想的却是儒家?缔造大秦帝国的是法家，为何儒家却成为了皇权的代言人?
这是一个关于国家政治权力机构维持的问题。
皇权，即皇帝的权力。而皇帝，这个词汇，在大多数人眼里，显然是一个职业，一个世袭的职业。其实，并非如此。皇帝具有三重身份：世袭职业、权力机构、治国理念，三重身份进行叠加，便构筑了至高无上的皇权。
皇帝作为一个世袭的职业，必然代表着某一个阶级。皇帝作为帝制王朝最高的权力机构，其必然有其必须维护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皇帝总是秉承着某一种政治理念来统治整个帝国，这必然代表着某一种思想文化。或者说，有某一种思想文化为皇帝进行专制统治正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便包括了阶级、机构、文化三个方面的内容。从国家政治权力机构的维持这个角度看，便能较为清晰地看到问题的所在，即：皇权需要什么?法家或者儒家能够为皇权提供什么?
为此，皇权的存在需要三个支撑：阶级支撑、经济支撑、文化支撑。
一：儒家能够为皇权提供阶级支撑，这一点法家做不到。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构建了中华文明的人文底蕴。诸子百家，所代表的是一门学问，一种能够从事某一种职业或者多种职业的学问。
例如，法家所研究的就是做官的学问。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用现在的话说，法家就是专门培养行政管理人才的学派。
法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实现社会生产效率的最大化，为诸侯国争霸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
从法家所要解决的问题，便可以看到法家所代表的阶级，或者说是阶层，只会是做官的那一群人。普通的百姓是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关心这样的事情的。法家所从事的事物，也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做的。所以说，法家不能为皇权提供阶级支撑。
诸子百家，农家研究的是农业种植的学问，代表的阶层是农民;墨家研究的是手工业生产的学问，代表的阶层是手工业者;儒家研究的是祭祀的学问，代表的阶层是祭祀者。
这三家，因为其研究的学问是很多人会做的事情，或者会从事的职业，所以其代表的阶层是非常庞大的。这三家也是诸子百家中支持者最多的三个学派。
其它的学派，例如道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等，其研究的是自然规律、天文历法、辩论、外交等一些小众的学问，能够有经济能力去学习这些学问的人是非常少的，学成之后能够从事的职业也是非常少的。
就说纵横家，或者说鬼谷派，每一届学生就两个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会做一个外交家，去纵横捭阖，干涉大国兴衰。这是一门非常高端的学问，能够有能力学的，能够学会的人太少了。
儒家，因为其研究的是祭祀的学问。祭祀的学问?或许很多人不明白，祭祀有什么学问?这是有学问的。儒家讲的礼，最初讲的就是用什么方式去祭祀，其从事的职业就是祭祀官。这个官职，一直延续到民国。中国最后的衍圣公，在民国所从事的官职就是大祭祀官。
从黄帝时代起，直到现在，祭祀，是每个人都必须去做的事情。过年过节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祭祀祖先。现在祭祀已经没有了那么多弯弯绕绕，但是在古代是非常繁琐的。儒家所代表的就是这些祭祀的人，几乎代表到了每一个人。儒家在今日，影响力依然非常大，根源也就在这里，只要中国人还要祭祀祖先，就无法摒弃儒家的影响。
有着庞大的祭祀人群，儒家就能够为皇权提供最大的阶级支撑，就能用神权去庇护皇权。在汉武帝时期，要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皇权的力量，就必须依赖儒家。其它的学派是做不到的。
其它的学派即便提出了董仲舒的两个大理论，也不会被采纳。重要的不是理论，而是现实的需要。
既然如此，为何秦始皇还要焚书坑儒呢?为何秦始皇排斥儒家?这便涉及到了第二个支撑。
二：法家能够为皇权提供经济支撑，这一点儒家做不到。
很多时候，一个人要做什么事，不是由脑袋决定的，而是由屁股决定的。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就得想什么样的问题。
法家所服务对象是国家政权，是为了实现社会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推动国家的崛起，为春秋时期列国争霸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经济支撑。
法家所要考虑的问题，是国家需要什么，而不是民众需要什么。法家所追求的是更快速、更强大。官员们秉承法家的理念，去组织社会生产，开展社会生产，为上层建筑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为皇权统御天下提供经济支撑。
法家的学问，事实上就是发展社会经济建设的学问。法家能够在已有的社会生产力这个基本条件下，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效率的最大化。从一定的角度说，法家是一门不断加强集体力量的学问。法家让大秦帝国成为一个严密的集体，每一个秦国百姓都成为了这个帝国的螺丝钉，去驱动大秦帝国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快速运转着。
因为强大的经济支撑，所以只有法家才能缔造大秦帝国，才能完成一统天下使命，才能开创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王朝。
国家的意志，即全体国民求生存与发展意志的集合。是一个集合体，而不是代表某一个人。法家重视集体的强大，而忽视个体的福祉，这是法家的缺陷。
大秦帝国完成统一之后，六国百姓求生存与发展的意志，便与秦国百姓的意志一起，汇聚成为了国家的意志而不可动摇。这个意志是什么呢?就是发展生产，求生存。修建万里长城、修建水利道路、开疆拓土等都是国家意志的需要，这是秦始皇作为一个皇帝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国家的意志与个体的福祉便产生了矛盾，这便是大秦帝国崩溃的原因。国家的意志是长远的，个体的福祉是暂时的。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涉及到人到底为什么而活的问题了。修建水利工程，福泽万代，却要牺牲一代人，这是对还是错呢。
儒家，是研究祭祀的学问，其代表的是祭祀者。这便强调了个体的福祉，而不是集体的力量。用现在的话说，法家讲究的是为了追求最好而去流血牺牲，儒家讲究的是为了少流血牺牲，哪怕少吃一口。
拿一个男人做比方，采用法家的学问去追求人生，那么他能够扬名立万，家财万贯，恩泽后代，但是却会因为劳累辛苦而寿命短暂，而且没有任何的娱乐享受。采用儒家的学问去追求人生，那么他虽然吃的不是最好，却能养家糊口，还能活过百年，能享受人生的快乐，但是他没有多少钱，也没有多少钱留给后人，更没有多大的名声，默默无闻。
哪一种人生适合你呢?不好说。
秦始皇做的事业是万代的事业，是秉承着国家的意志而做的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秦始皇寿命并不长，太操劳了。法家为了秦始皇的事业，高速地运转着大秦帝国，所有的民众都与秦始皇一起，为了万代的事业去流血牺牲。这个时候，儒家为了个体的福祉，与秦始皇唱反调，要秦始皇享乐，要百姓修养生息，要其乐融融。
这明显就触犯了秦始皇的逆鳞，也与全体国民求生存的意志所违背。所以，无论是春秋战国，还是大秦帝国，没有几个国君愿意鸟儒家。因为享乐的时候还没到，帝国危机重重呀!
为了万代的事业，秦始皇不仅牺牲了自己，还牺牲了好几代人的福祉，更牺牲了整个的大秦帝国。是非对错，真的不好说呀。作为后人，自然多少有点感恩。而当时被牺牲的人，恐怕有苦难言，有几个人是心甘情愿被牺牲的呢?
三：儒家能够为皇权提供文化的支撑，这一点法家做不到。
儒家虽然是研究祭祀的学问，但是其包容性很大，并不排斥其它学问，甚至说其它学问都是儒家学问的分支。儒家的学问是十分高大上的学问，用宋代儒学大家张载总结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句话，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儒家的追求。用现在的言语去解释，就是追求事物的发展规律，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追求弘扬和传承先贤的学问，追求社会的安定与繁荣。
儒家以祭祀为基础，延伸开来，从而成为一个非常包容的学问，一种塑造最好的精神面貌的学问。祭祀是为了感恩祖先，继承祖先的事业。而这个事业是什么事业呢?任何可能的事业，任何能够使得社会安定繁荣，个人安居乐业的事业。这有着巨大包容性和与时俱进的能力。当然，祭祀，继承祖先的事业，其本身就带有一种守旧的力量存在。
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因为有着守旧的力量存在，信儒家就等于是拥护周天子。列国争霸，都不愿意谈及应该要对周天子去履行什么样的责任。儒家的学徒们，周游列国，并不谈儒家，而是以新的身份出现，但并不与儒家的身份相冲突。
例如，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荀况其本身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其也是法家思想的开创者之一。其弟子韩非和李斯，一个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一个是缔造大秦帝国的宰相实践者。
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但是其指定的继承者扶苏却是儒家门徒。秦始皇，安排了大量的儒学大师教导扶苏，又将扶苏派去督军，对扶苏的要求十分严格。
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法家、兵家、纵横家的代表人物都有着儒家的身份。也就是说，儒家为了达成其思想追求，不但不拒绝学习其他学问，反而积极地从事其他学问的研究。思想是其目的，学习法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的学问则是手段。
儒家能够成为正统的文化思想，与其将所有学派的学问进行归纳总结，从而作为手段使用，这是分不开的。董仲舒就是代表人物，其学说，就是以儒家祭祀的天道观为基础，吸收了法家、阴阳家、道家的思想，使其能够对现实社会的各种现象各种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董仲舒可谓是集天下学派之大成。
强调个人的福祉，服务于每一个祭祀者，这便是文化的力量。这一点，法家是做不到的，法家本身没有任何的阶级性，法家追求的是社会生产效率的最大化，服务的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阶层，而只是服务于政治权利机构，服务于国家的需要。这样的目的，无法产生思想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来源，一方面是对儒家和墨家治国思想的归纳，另一方面是对现实生产实践的归纳。用现代的说，就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得真知。法家只服务于生产的本质，使得其没有任何的阶级性，无法从根源上产生思想文化，无法为皇权提供思想文化的支撑。
没有思想文化的支撑，一个国家就会成为冷冰冰的机器，大秦帝国就是这么一个产物。机器总是需要加油的，思想文化就是油。没有思想文化的支撑，机器会因为没有油而无法运转。
综上所述：法家为皇权提供了经济支撑，所以缔造了大秦帝国。儒家为皇权提供了阶级支撑以及文化支撑，所以成为了皇权的代言人。
在一定的时代，加强皇权是非常必要的，并非是反动的。一个国家政权，要维持其运转，实现长治久安，就得有阶级的力量，维护社会中最为庞大的那个阶层的利益。同时，在经济发展建设的同时，不能忽视思想文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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