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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拂晓，城外火光烛天，走投无路的崇祯帝朱由检上了煤山，望着昔日葱郁秀美的山河沦陷战火，悲怆高呼：“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后寻了棵歪脖老槐树，上吊自缢而亡，光着左脚，右脚挂着一只红鞋，一派凄凉，终年33岁。
有人说，崇祯上吊是风骨刚烈，也有人说，是崇祯软弱无能，因而以上吊来逃避现实。
纵观时局，与其说崇祯此举是逃避现实，不如说是逃不出现实。
自崇祯登基以来，一直勤勉奋进，为收拾残败的江山，可谓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史书有载“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他除魏忠贤、平冤狱、颁《罪己诏》、平定叛乱，做出不少贡献。然而，父辈传下来的江山已是千疮百孔，纵使崇祯励精图治，也很难拯救残局、力挽狂澜。
当时北旱南涝，又起蝗灾，各地饥荒、瘟疫不断，农民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暴乱频发，社会混乱，动荡不安。家喻户晓的闯王李自成便于此乱世崛起，对大明江山是个不小的威胁。又逢金兵南下，边疆战事危急，而朝中军饷不足，只得加征税赋、盘剥百姓，更加重了百姓负担，矛盾愈发激烈。如此内忧外患，崇祯既无雄才大略，也不任人唯贤，自然是分身乏术。
除了局势危急，崇祯本人也存在一定的人格缺陷，也是导致他悲惨结局的一大因素。崇祯虽期盼“中兴”之景，也为之勤勉上进，但他生性多疑、苛刻寡恩，狠毒起来较之于魏忠贤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镇压农民起义，崇祯先后任用杨鹤、洪承畴、曹文诏等，虽都是冲锋陷阵、英勇无畏的猛将，然崇祯用人存疑，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将领，以至于作战方略风格时常变换，军心不稳，只能落得功亏一篑的下场。李自成也因而九死一生，有了多次喘息之机，得以前往河南聚众发展，为往后攻入京师打下根基。
在打击李自成的拉锯战中，孙传庭是明廷的一大王牌猛将，然即便是这样功勋赫赫的一代忠臣，却也因崇祯的多疑寡恩而死无英名。孙传庭曾主动请缨围剿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几乎全军覆没，最终仅以十八骑兵突围而走，明朝军情大好。但在崇祯十一年，由于孙传庭极力反对杨嗣昌留用陕西军的主张，二人矛盾颇深，崇祯便严禁他入宫觐见，而杨嗣昌一派的洪承畴则受到重用，引发孙传庭愤懑不平。次年孙传庭受调总督军务，却因杨嗣昌的百般阻挠而未能亲见崇祯，一怒之下引病告休。杨嗣昌刻薄寡义，谎称孙传庭的“病假”乃推托之举，激怒了崇祯。孙传庭被贬为庶民，又锒铛入狱。
直至崇祯十五年，杨嗣昌在镇压起义军的战争中连遭溃败，闯王李自成势力扩大，形势危急，崇祯只得从狱中提出孙传庭重新重用。孙传庭重整旗鼓，前期成功击退李自成军，只可惜后来军饷耗尽，又偏逢大雨连绵，士兵又冷又饿，士气低迷，节节败退。崇祯十六年，孙传庭在明廷的紧逼之下不得已仓促出师，最终兵败汝州，明军四万精兵战死，一代枭雄孙传庭也就此陨落，时年51岁。自此，大明仅有的“一副家当”也损失殆尽。而薄情寡义的崇祯却一口认定孙传庭诈死潜逃，没有给予他赠荫。《明史》有评，“传庭死而明亡矣”，可见孙传庭可谓明朝军中支柱，却因崇祯错用劣臣、一意孤行而战死沙场，甚至枉负潜逃的罪名，令人唏嘘不已。
在对外抗击皇太极的战役中，又因崇祯多疑猜忌、轻信诽谤，错杀了抗金重臣袁崇焕。袁崇焕本是崇祯从狱中重新召用的前朝旧臣，虽擅杀东江总兵毛文龙惹来众怒，但他于大明朝而言，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民族英雄。在袁崇焕的英勇作战下，金兵败退撤军，可后来突发己巳之变，皇太极率军越过层层防线，直逼京城。一时间，上至朝臣下至百姓，不免都对守边重将袁崇焕产生怀疑。而袁崇焕得知消息，千里迢迢赶来救援，本以为能立大功，但因朝中谣言四起，诽谤他与后金暗中勾结、放清兵入关，于是本就疑心重的崇祯自然轻信。崇祯不由分说，果断将袁崇焕下狱，加之魏忠贤遗党伺机报仇，以叛国和擅杀毛文龙两条罪名给袁崇焕判了死罪。崇祯三年八月，袁崇焕遭凌迟，终年46岁。
由此可见，崇祯因其性格缺陷，使本就根基不固的明朝江山雪上加霜，随着护国大将接连惨死，时局每况愈下，崇祯缢亡于煤山，大明也最终走向覆灭。而事实上崇祯并不完全是因风骨峭峻而上吊自缢而亡，他曾于李自成攻入京师后，与数十名太监骑马出东华门欲逃，却被乱箭所阻，又逃至齐化门惨遭成国公闭门不纳，后转向安定门却无法劈开门锁，至此四面楚歌，走投无路，于是追随大明祖训“君王死社稷”，自缢而亡。
无论如何，崇祯自食其果是真，刚毅赴死也是真。我们不能否认明朝在崇祯手中覆灭，但也要看到崇祯励精图治、殚精竭虑的作为。
参考资料：
《明史》
《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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