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论语中“以德报怨”的真相，欢迎阅读哦~

　　宋高宗赵构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奸相秦桧死掉。秦桧死的那一年，道学先生朱熹二十五周岁。宋宁宗赵扩庆元二年(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上书，列举朱熹十宗大罪，要“斩朱熹以绝伪学”。

　　按照当时朝中大臣的意见，朱熹伪学之罪，可与秦桧卖国相提并论——宋宁宗时期，秦桧受金人之名潜回敦促宋朝议和割地赔款的罪名已经坐实。

　　很多人都称朱熹为大儒，但是我们翻看《宋史》就知道，当时乃至元朝，比较普遍的看法，并不认为朱熹是一位大儒。朱熹的事迹记载于《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列传第一百八十八·道学三》，从列传一百九十到一百九十七，才是《儒林》一至八。

　　朱熹之所以位列道学而没进儒林，是因为元朝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领经筵事臣脱脱认为，朱熹根本就不是真儒家而是道学先生：“熹少时，慨然有求道之志。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所著书有《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太极图》……”

　　读者诸君都知道，脱脱是《宋史》《辽史》《金史》的都总裁官，此人博览群精通经史，他把朱熹列在儒林之外，自有他的道理。

　　因为朱熹未列儒林，所以后人把误读孔子《论语》原文的责任推到了他的头上，认为就是朱熹断章取义提倡“以德报怨”，并曲解孔子关于君臣父子论述，这才让儒家蒙羞，并导致宋朝以后的后儒生丢掉了刀剑和骨气，整天子曰诗云之乎者也，皓首穷经四体不勤。

　　曲解孔子这两句名言愿意，是不是自朱熹开始，这个无从考证，但是孔子那两句话，确实是被人断章取义了。

　　首先咱们来说说被宋朝发挥到极致的“以德报怨。”

　　纵观历代王朝，宋朝和清朝都做到了“以德报怨”：不管是辽国金国还是西夏，只要你来打我，我就给你钱，打得越狠给钱越多，“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从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父子到宋高宗赵构丞相秦桧君臣，对金人可谓有求必应：皇后、公主(帝姬)、王妃，只要金人开口，统统拱手相送，最后连半壁江山都送出去了，但却没换来金人的怜悯。

　　宋朝君臣对孔子思想的曲解误读，不知道是不是从“半部论语治天下”赵普开始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以德报怨这句话，实实在在地被断章取义了。

　　读者诸君都知道，宋朝以前的儒生是佩剑的，驾驶战车和弯弓射箭，也是儒生的必修课。孔子的驾驶技术极其高超，以至于他周游列国，总是亲自执鞭，以勇武著称的子路只能骖乘，相当于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古代的儒生，并不是“烂忠厚没用”的人，他们讲究恩怨分明，孔子在《论语》中明确指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讲仁爱的人，才能够正确地喜爱某人、厌恶某人。也就是说，仁者也是爱憎分明的。

　　从宋朝开始，儒家文化的精华开始被误读，有一部分“大儒”欺负寻常百姓没有读过孔子著作，所以就对儒家经典断章取义，甚至把愿意完全扭曲，其典型的事例就是把“以德报怨”单独摘出来变成一种道德规范。

　　现在大家都有机会读到《论语》原文，于是“儒学大家”的谎言不攻自破。以德报怨四个字，出现在《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孔子从来就没说过“以德报怨”四个字，而且是坚决反对这种做法的，孔子主张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也就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

　　宋朝“大儒”故意把“以德报怨”四个字强加给孔子，实际是为自己苟且偷安找理论依据。

　　在《论语·宪问》一章中，孔子还主张为人不能没有勇气，并且很谦虚地表示自己还不够勇敢：“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孔子很谦虚，孔子的学生子贡认为老师没必要这么谦虚：“这三点就是老师的真实写照呀(夫子自道也)。”

　　孔子是主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而且真打起来，孔子还真不惧任何人——以勇力著称的子路，也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话，确实是孔子说的，但是这句话的原意是“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

　　只有国君开明贤德，臣子才有尽忠的义务，这里面是有因果关系的。

　　对于这句话，孔子曾经对季康子有过解释：“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孔子的意思很明白：国君就要有个国君的样子，要率先垂范公平公正，如果国君自己就不咋地，还指望臣子忠诚，那是不可能的。

　　按照孔子的意思，臣民造反的根源，还是君王做得不够好。由此可见，孔子是极具反抗精神的，从来就不认为君王不会犯错，也不认为臣民有义务包容君王的罪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际是“讨君檄文”，但是却被理解成了所有人都要遵循森严的等级制度俯首帖耳当奴才，君王可以肆无忌惮鱼肉百姓。

　　很多人都说以德报怨是孔子提出来的，所以儒家都应该遵照执行，事实上孔子是在对这种为人处世方法提出批评，而他批评的对象，可能是跟他有师徒之谊的老聃(孔子曾经问礼于老聃)。

　　孔子对老聃(本应像称呼孔子那样称老聃为子，但是这两个字居然被系统判定是骂人，所以只好大不敬直呼老聃之名)极其尊敬，认为老聃是夭矫九天神龙，但却并不赞同“以德报怨”的说法，这是因为他们所站的角度不同，老聃讲究无为而治，而孔子要治国平天下。

　　以德报怨在个人来说是不必斤斤计较，但是用来处理军国重事，那就极其不合适了。

　　其实老聃讲“以德报怨”，讲的也是个人修养，这四个字见于《道德经·德经·第六十三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看到这里，读者诸君想必已经明白了：孔子不但不提倡以德报怨，而且是坚决反对这种愚蠢做法，是后来的“大儒”们断章取义，把孔子反对的东西当成了孔子的思想。读者诸君放眼四顾，就会发现以德报怨有多可笑可怜，这时候大家应该想到孔子真正的名言：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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