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皇帝在清朝历史上算是一个知名度不高、存在感也不强的皇帝。在他之前，是清朝处于鼎盛时期的康雍乾三代帝王，其知名度可谓家喻户晓;在他之后，则是进入近代的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诸帝，起码也都在历史教科书上出过场。唯独嘉庆帝，既没有文治武功的辉煌成就，又没有经历过近代的历史，所以这位在位长达25年的皇帝几乎就被尴尬地“忽略”掉了。
但是平心而论地说，嘉庆帝其实并不能算是个混日子的皇帝。尤其在他即位之初，还是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很是有过一番思考的，对他爹乾隆晚年的种种弊政和错误也都有深刻的观察。他认识到，经过了他爹乾隆长达六十年的统治之后，大清王朝已经是弊病丛生了——吏治腐败、奢侈靡费、土地兼并、流民日多、武备废弛、河工失修……所以，在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去世、嘉庆亲征之后，他便立即从整肃巨贪和珅开始，拉开了国家政治整顿的序幕。
嘉庆亲政初期，除了整肃和珅集团，严厉禁止奢侈靡费之风外，还特别注意广开言路、积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他曾不止一次地下诏求言，希望大小官员们能够就各方面的问题都积极进言。他在诏书中说：“诸臣务须宅心虚公，将用人行政、兴除利弊、有裨实政者，各抒诚悃，据实敷陈，佐朕不逮，用副集思广益之意。”诚挚之情可谓溢于言表。为了向大家证明自己的诚意，嘉庆还亲自平反了两起乾隆晚期因言获罪的案子。一件是御史曹锡宝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上书弹劾和珅家奴刘全营私舞弊、贪墨钱财的案子。此案当时因为和珅正得势，曹锡宝的上书最后被乾隆批复“查无实据”，反被斥为“诬陷”，革职回家，几年后含恨而死。嘉庆亲政后，称赞曹锡宝“不愧诤臣之职”，为其平反，恢复名誉和官职;另一件则是礼部侍郎尹壮图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上书，建议取消“议罪银”制度的案子。因为尹壮图的上书触怒了乾隆帝，结果被判“斩决”，后改判为降级礼部主事。嘉庆亲政以后，立即为尹壮图平反，恢复其官职。
应该说，嘉庆亲政初期的这一系列举动，证明了他确实还是很想成为大清的“中兴之主”的。而对于乾隆晚期已经习惯了闭嘴避祸的大臣们来说，新皇帝广开言路的诚意也是很足的。因此一时之间，朝廷的风气为之一新，敢说实话、敢提意见的大臣越来越多了。《啸亭杂录》记载说：“今上即位，首下求言之诏，故一时言官，皆有丰采，指摘朝政，改如转圜”。看着这一片大好形势，嘉庆的“中兴梦”似乎就要变成现实了。
然而，历史却在这个时候给人们泼了一盆凉水。就在嘉庆亲政半年之后的嘉庆四年(1799年)八月，一篇言辞激烈、直指时弊的上书摆在了嘉庆帝的案头。这篇上书的作者，是翰林院编修洪亮吉。这位洪亮吉才学过人，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尤其敏锐。他曾就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写下过著名的《治平篇》，堪称中国人口学的开山之作。而在这封给嘉庆的上书中，洪亮吉保持着他一贯的大胆、直率和尖锐的风格。他在上书中说：“……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何以言励精图治也?”这等于直接指出嘉庆亲政以来的各种措施其实根本不到位，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效果。更厉害的是，洪亮吉还在文中直接指出：“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心者不少……”这段批评可谓是要了命了。因为大臣们都知道，嘉庆是个超级大戏迷。在即位之初的时候，嘉庆曾经创下了在宫里连续看戏十八天的记录。洪亮吉如此说，不是直接戳到了嘉庆的痛处了么?
果然，嘉庆看到洪亮吉的上书后，大发雷霆。他下诏痛斥洪亮吉“语涉不经，气无伦次”，说自己“孜孜图治，每日召见臣工，批阅奏章，视朝时刻之常规，及宫府整肃之实事，在廷诸臣皆共知”，认为洪亮吉对他的批评全是污蔑。最后下令将洪亮吉革职，发配新疆。这就是嘉庆朝有名的“洪亮吉大案”。直到第二年春天，怒气已经消散的嘉庆，重新看了洪亮吉的上书，才感到“实无违碍之句，仍有爱君之诚”，下令赦免了洪亮吉，将他从新疆释放回原籍。可是，洪亮吉因言获罪的恶劣影响已经无法挽回了。大臣们看到嘉庆的所谓广开言路原来不过如此，根本容不得对他本人的批评，都怕落得和洪亮吉一样的下场，于是“言事者日见其少，即有言者，皆论官吏常事，而于君德民隐相关之实，则绝无论及。”嘉庆亲政初期的那短暂的新兴风气，很快就消失了。而嘉庆的“中兴梦”，也就在“万马齐喑”的沉默中跟着一起消散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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