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垕是什么样的人?低调朴实有内涵的6年执政时间

  你们知道朱载垕是什么样的人吗?接下来趣历史小编为您讲解

  电视剧里的裕王形象,似乎也符合朱载垕登基后的形象。在明朝十六帝里,明穆宗朱载垕在位仅仅六年,他老子嘉靖皇帝和儿子万历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两个皇帝,一个在位四十五年,还有个更是超长待机四十八年,朱载垕夹在老子和儿子之间短短的六年执政光阴,看上去有些尴尬。

  但是,在位时间短不等于就功绩小,后周世宗柴荣也仅在位六年,仁宗朱高炽在位更只有10个月,都被后世称为明主。明穆宗朱载垕的这六年,成就也着实不低。

  大明帝国到了嘉靖晚期,已经进入明显的下降通道,财政状况相当恶化,所以海瑞在著名的《治安疏》里所说的“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虽然略显夸张,却也是实情。

  朱载垕即位后的隆庆元年十二月,他派户部尚书马森盘点国库的太仓银,得到的结果是:太仓存银130万两,而每年的开支是553万两,存银仅够开支三个月。朱载垕大吃一惊,感慨说:“帑藏之积,何乃缺乏至此!”

  如果朱载垕是个软蛋窝囊废,明朝将在下行的道路上越滑越快,或许撑不到崇祯就得翻车。

  偏偏,一段中兴及时而来,暂时止住了持续下跌的趋势,并且看起来有止跌企稳的迹象,这就是始自隆庆的隆万中兴。

  朱载垕在位期间,办了不少事,最大的有三件,不同于儿子朱翊钧纯军事的万历三大征,隆庆朝这三件大事,件件都是明朝历史上数得着的大事件,历来为史家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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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的海禁,始自朱元璋,起初是为了防范倭寇的侵扰和隔离海上的方国珍余部。

  从洪武到永乐、宣德,明朝皇帝们一次次下旨重申海禁,甚至写入了《大明律》。

  但是,海禁政策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从宋到元,沿海的居民一向是靠海吃海,政策虽然能从官府角度禁海,却禁止不了民间的走私贸易,反而助长了沿海盗匪与倭寇勾结,嘉靖年间倭乱大盛,就是海禁政策的副作用,也就是所谓的“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等到嘉靖四十三年终于把倭乱平定,大明也被折腾掉了半条命。所以,嘉靖驾崩后,不少有识的大臣比如谭纶、涂泽民等就一再奏请开海,谭纶在奏折中所说的“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正是民间情况的切实反映。

  隆庆顺应民意,批准开海“准贩东、西二洋”,从朱元璋时代就实行的海禁政策,到了朱载垕这里终于被放开,这是个巨大的进步。

  开海后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中国的市场可以和世界市场衔接了,各种商品源源不断出口,带来的收益是流入中国的白银不断增加。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的28.5万两,十年后就跃升到89万两,到了1600年,已经达到年均100万两的规模,为明朝货币白银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当然除了民间经济的活跃,政府还能收税,明朝能收取“引税”、“水饷”、“陆饷”、“加增饷”等几种税收。有正经生意可做,一样能赚钱,谁还愿意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当海盗呢,商人也愿意交税做正规生意,这是个良性的循环。

  隆庆和议

  隆庆和议同样是大事件,它在军事上的意义相当重大。从明初起,蒙古扰边两百多年,或大或小,不曾消停。

  隆庆朝廷敏锐地抓住了俺答汗孙子把汉那吉赌气出走的机会,由方逢时、王崇古和高拱张居正等阁臣策划,穆宗拍板定议,最终达成了和俺答汗的和议,困扰明朝已久的西北边患,得以初步平定。

  不要以为和议来得很容易,对于明朝和蒙古来说,要化解这个梁子可不容易,高拱、张居正一度遭遇强烈的阻力,被反对的御史弹劾,过程一波三折,史料多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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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稿·高拱传》朝议多以为不可。拱独立主之,春芳与居正亦如拱指,遂排众议,请于上,而封贡以成。

  《明通鉴》奏至,朝议纷然,高拱、张居正力主崇古议。

  《嘉靖以来首辅传·高拱》:拱奋身主其事,张居正亦和之,所以区划颇当,亡何而贡成。

  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当然可以提出各种方案,但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于隆庆。高张虽然是内阁大佬,却连言官也对付不了,最终否决反对意见,拍板定音的,只能是隆庆皇帝。

  所以在这件事上,时人刘仲达等都说:“赖先皇明圣,垂鉴不疑,忠良结局。”

  隆庆和议带来的明朝西北向压力的减轻,直接影响着王朝的延续。因为不久后,万历朝接连发生三大征,随后又是后金崛起,战事不断,如果在辽东、西北或是朝鲜同时拉响警报,明朝有可能顾此失彼,动摇根本。

  改革吏治

  相比开海和和议,改革吏治这件事更加重要,前两者是由外而内,吏治的革新却是自内而外,有化腐生肌的功效。

  嘉靖朝的官场,司法腐败、吏治废弛,高拱曾经提出“八大颓习”来形容官场的颓废。《挽颓习以崇圣治疏》:欲有所为,则游意于法之外,而得倚法以为奸...夫舞文无赦,所以一法守也;贪婪无赦,所以清污俗也。

  穆宗登基后,立即着手进行改革。主要内容是平反先朝因言获罪的官员,有能力的官复原职或重新任用。抚恤先朝因为直言进谏而死的官员,这里面就包括以力劾严嵩,惨遭处决而闻名的杨继盛。《明穆宗实录》:自正德十六年四月以后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以前建言得罪诸臣,遵奉遗诏,存者召用,殁者恤录。

  另外,吏治整顿以打击贪腐和规范官吏考核为主要内容,旨在扶元固本,也就是采纳高拱主张的“崇忠厚、奖公直、核课程、公用舍、审功罪、核事实”等主张。

  这些举措,对明朝中后期影响深远,直到万历前期,张居正还继承了隆庆朝吏治改革的举措,主张“为考成法以责实效”、“课吏职,信赏罚”。

  整顿吏治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为万历元年起的张居正改革铺平了道路。吏治不改,官场生态恶化,贪腐成风,张居正主打经济牌的改革就很难推行。

  还好,这些朱载垕也为张居正提前铺好了道路,得益于张居正的改革,主要是财政收入的增加,万历才有钱打仗,才不至于使大明过早陷入崇祯末年国库空空的尴尬处境。

  上面提到的这些是隆庆朝的政绩,背后层次的原因,则来自于穆宗的领导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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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到夹在嘉靖和万历之间的隆庆朝,却很难把焦点聚集在身为皇帝的朱载垕身上,经常被高拱、张居正、谭纶、戚继光等一班文臣武将抢了风头。

  因为这些名臣名将,实在是太牛了,在明朝历史上都排的上号,隆庆皇帝反而因此被抢了风头。

  事实上,这正是隆庆的领导艺术精髓所在。

  隆庆值得称道的领导艺术主要有两点。

  善于用人,用人不疑。

  对于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早在还是裕王时朱载垕就非常了解也非常信任。等他登基后,对他们放手使用,并给予坚定支持。高拱等人是台上的主角,隆庆则是幕后的大佬,舞台下的观众把目光聚集在主角身上,却忽略了幕后的人物,这正是隆庆用人的成功之处——我有实力,但我更懂得低调。

  某种角度上看,隆庆的用人学习了他老子嘉靖对严嵩的使用,却更具实效性。严嵩也是在舞台中央替嘉靖背锅的人选,最后得了个悲惨的结局,隆庆所用的人却都得以善终,并且在任上干的有模有样,成为后人称道的名臣,相比严嵩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是升级版的嘉靖驭人之术。

  拿隆庆朝用担纲的文武官员同随后的万历、天启、崇祯几朝来对比,就能得出明显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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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后金生死的萨尔浒之战,万历起用的是之前在朝鲜蔚山遭遇败绩,抛下部队逃跑的杨镐,从统帅上就先输了努尔哈赤一阵。天启年间的阉党作乱,在隆庆朝不可能发生,崇祯朝的用人更是一塌糊涂,内阁首辅如走马灯一般更换,袁崇焕孙传庭卢象升等几个能打一打的武将也都被朱由检玩死,如果换了隆庆来领导...还颇为值得想象。

  除了用人,还有个“想”和“做”的问题,也就是执行力。

  作为皇帝,每做出一个决断,要考虑的都是方方面面整体的利益,真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果你是隆庆,面对朝臣一边倒反对与俺答议和的呼声,你是否需要考虑一下,兼顾一下反对派的情绪呢?吏治混乱,大家都清楚,如果你是隆庆,刚刚即位,是否要先等一等,理一下头绪,而不是在即位之初就大刀阔斧整顿吏治呢?海禁有害无益,隆庆也知道,但这项政策是太祖定下来的祖制,祖制不可违,擅自更改,会不会被千夫所指呢?

  每一项决定,考验的都是隆庆的执行力,从结果来看,他都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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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如果嘉靖有隆庆的执行力,搁他那儿,早就该把海禁开了,在倭寇没有形成气候之前就开了海禁,把倭患消弭于无形。省得劳民伤财再打那么些年仗,自己也不会给整的那么穷。

  如果崇祯有隆庆的执行力,他有数次机会可以扭转局势,就算到了最后,李自成兵临城下前他都有机会南迁南京,东山再起

  结语

  既有领导力,又有执行力的隆庆,才能一度开创中兴的局面,所以隆庆朝连同之后万历朝前期被称为“隆万中兴”,其实也就是隆庆中兴。因为万历的前十年年龄有效,还在学习阶段,缺乏亲自执政的能力,政事多出于张居正和李太后之手,实际上也就是隆庆政策的延续。

  隆庆在位短短六年,却在嘉靖和万历之间起到了很好的承上启下作用,他止住了嘉靖晚期明朝下滑的颓势,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经济手段,给大明打了一针强心剂,给儿子朱翊钧留下了一个还算过得去的摊子,短短六年,有这样的成就,这个领导当得显然是合格的。

  隆庆虽然低调,没实力可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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