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是第一名将,为什么会变成逆贼?

  第一名将王敦为什么会变成逆贼,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东晋王朝,属实不是一个消停的王朝。虽然国祚不过一百零三年,但是大规模叛乱发生的频率却比三百年的王朝还只多不少。而这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叛乱之一,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王敦之乱”。

  然而比较讽刺的是,王敦不但没有要取司马家族而代之的心思,而且似乎是司马睿自己逼反的。

  之前说过,东晋开国那几年,是有着“王与马,共天下”的美谈的。而那个“王”,并不止一个王导,实际上,司马睿南渡之初,王敦能给他提供的帮助比王导更大。

  早在东海王司马越刚刚当政的时候,王敦就被指派为扬州刺史,其辖区就包括了建邺。因此,王导跟着司马睿南逃的时候,实际上是跑到他堂哥的防区来了。

  而对这位落魄王爷,王敦是非常尊敬的。史载“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甚至就连那句“王与马,共天下”,一开始更多地也是褒奖他王敦而不是王导。

  后来王衍上台,把王敦从扬州调到了荆州。这个决定,王衍自以为得计,还得意洋洋地说是“狡兔三窟”。实际上,他是卖了司马睿一个大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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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武汉,号称九省通衢;而在魏晋时期,荆州的地位比如今的武汉只高不低。三国时期的两大战役围绕它展开,灭吴之战也是以攻略荆州为前哨,而在司马睿南渡以后,荆州就成了拱卫建邺最重要的屏障。

  刚刚建立起来的东晋,其实跟孙吴没啥两样,也就是江北的土地稍微多一点(后来会丢掉的)。而在他们西边的成汉,可一点不比一百年前的蜀汉省事儿。他们吸取了二百年前公孙述和一百年前刘备的教训,不断攻击荆州,势在剑指建邺,一统江南。

  而时任东晋西路军最高指挥(左将军)的王敦所需要承担的就是这个任务,而他也确实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即使身边有个把猪队友,比如昨天咱们说过的周顗。

  更难能可贵的是,王敦不仅自己有能力,还能为这个弱小的新生政权培植出新的火种。比如一代名将陶侃(陶渊明的曾祖父),就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而当手下战败的时候,王敦也愿意自己吃点苦头(比如自降官爵)来帮下属开脱,从而赢得了陶侃等人的一众支持。

  应该说,在东晋草创之际,是王敦死死地扼守住了西大门,如果没有他的话,可能蜀中的强军劲卒早就涉江而下了。从这一点来说,王敦对司马睿就不仅仅有单纯的拥立之功,更有辅弼之功。

  说到这里,就不禁想到了八百年后另一个苟且江东的政权——南宋。这两个王朝之间相似度非常高,无论是出现原因、首君个性还是时局、将领、文臣,都是非常有可比性的。而倘若要以南宋诸将比东晋的将领的话,最像王敦的,就应该是吴玠兄弟了——

  吴玠兄弟为南宋镇守四川,数次击败犯境的金军,保住了上游的安全,为东部战场争取了条件;王敦守住了荆州,为建康的安宁奠定了基础,也为日后反攻四川提供了根据地。

  当然,这是好的方面,也有不那么好的方面:比如吴玠脾气不好,喜欢搞点业余爱好(比如玩女人);王敦倒是没有这方面嗜好,但是脾气也不好;又比如吴璘孙子最后叛变了,而王敦根本没等到孙子长大成人自立门户,自己就在生前成了东晋的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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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问题来了,王敦这么一个忠心耿耿的人,怎么就成了乱臣贼子了呢?

  《晋书》认为,是王敦自己居功自傲,再加上自己在荆州等于是土皇帝,所以逐渐就有了不臣之心

  (王敦)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专任阃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

  然而,笔者却认为,这和司马睿的帝王心术有关。

  我反复说,司马睿和赵构这两个南渡皇帝,是有很高的相似度的。作为皇室仅存的血脉,他们是全村的希望;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使得这二位爷极度缺乏安全感,对于领兵在外的大臣都不够信任,即使他们打的是光复中原的旗号。

  赵构的故事,我们不必多说,岳飞的死和两次屈辱的议和已经很著名了;而他八百年前的司马睿同样如此,只不过司马睿比赵构更懦弱、更卑微而已。

  无论是东晋还是南宋,在其开国之初,北伐胜利的可能都是不小的,道理也很简单——夷狄立足不稳,手段暴虐;百姓心归旧朝,自发抵抗。两者一结合,南朝的军队一北伐,就很容易受到沦陷区百姓和自发武装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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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司马睿呢?对北伐的军队和西进的军队,统统都是一个态度——赞赏、支持,但是要我给钱给兵,对不起,没有。不仅没有,还要掣肘你。

  具体到王敦身上,就是司马睿逐渐疏远了民望所归的王导,开始任用刘隗、刁协等主张抑制门阀势力、加强皇权的大臣。这从司马睿本人来说当然亦无不妥,王敦对此也只能上书发表抗议而已。

  但是司马睿的另一个举动就彻底激怒了王敦,还捎带手为王敦解除了一个他最大的心腹之患,从而使得他的“清君侧”行为成为可能,并最终付诸实现。那么这个举动是什么呢?王敦又是怎么发动叛乱的呢?他最后的结果又是什么呢?#王敦#司马睿#王导收藏

  后来王衍上台,把王敦从扬州调到了荆州。这个决定,王衍自以为得计,还得意洋洋地说是“狡兔三窟”。实际上,他是卖了司马睿一个大人情。

  如今的武汉,号称九省通衢;而在魏晋时期,荆州的地位比如今的武汉只高不低。三国时期的两大战役围绕它展开,灭吴之战也是以攻略荆州为前哨,而在司马睿南渡以后,荆州就成了拱卫建邺最重要的屏障。

  刚刚建立起来的东晋,其实跟孙吴没啥两样,也就是江北的土地稍微多一点(后来会丢掉的)。而在他们西边的成汉,可一点不比一百年前的蜀汉省事儿。他们吸取了二百年前公孙述和一百年前刘备的教训,不断攻击荆州,势在剑指建邺,一统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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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时任东晋西路军最高指挥(左将军)的王敦所需要承担的就是这个任务,而他也确实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即使身边有个把猪队友,比如昨天咱们说过的周顗。

  更难能可贵的是,王敦不仅自己有能力,还能为这个弱小的新生政权培植出新的火种。比如一代名将陶侃(陶渊明的曾祖父),就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而当手下战败的时候,王敦也愿意自己吃点苦头(比如自降官爵)来帮下属开脱,从而赢得了陶侃等人的一众支持。

  应该说,在东晋草创之际,是王敦死死地扼守住了西大门,如果没有他的话,可能蜀中的强军劲卒早就涉江而下了。从这一点来说,王敦对司马睿就不仅仅有单纯的拥立之功,更有辅弼之功。

  说到这里,就不禁想到了八百年后另一个苟且江东的政权——南宋。这两个王朝之间相似度非常高,无论是出现原因、首君个性还是时局、将领、文臣,都是非常有可比性的。而倘若要以南宋诸将比东晋的将领的话,最像王敦的,就应该是吴玠兄弟了——

  吴玠兄弟为南宋镇守四川,数次击败犯境的金军,保住了上游的安全,为东部战场争取了条件;王敦守住了荆州,为建康的安宁奠定了基础,也为日后反攻四川提供了根据地。

  当然,这是好的方面,也有不那么好的方面:比如吴玠脾气不好,喜欢搞点业余爱好(比如玩女人);王敦倒是没有这方面嗜好,但是脾气也不好;又比如吴璘的孙子最后叛变了,而王敦根本没等到孙子长大成人自立门户,自己就在生前成了东晋的贰臣。

  那么问题来了,王敦这么一个忠心耿耿的人,怎么就成了乱臣贼子了呢?

  《晋书》认为,是王敦自己居功自傲,再加上自己在荆州等于是土皇帝,所以逐渐就有了不臣之心:

  (王敦)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专任阃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

  然而,笔者却认为,这和司马睿的帝王心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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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复说,司马睿和赵构这两个南渡皇帝,是有很高的相似度的。作为皇室仅存的血脉,他们是全村的希望;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使得这二位爷极度缺乏安全感,对于领兵在外的大臣都不够信任,即使他们打的是光复中原的旗号。

  赵构的故事,我们不必多说,岳飞的死和两次屈辱的议和已经很著名了;而他八百年前的司马睿同样如此,只不过司马睿比赵构更懦弱、更卑微而已。

  无论是东晋还是南宋,在其开国之初,北伐胜利的可能都是不小的,道理也很简单——夷狄立足不稳,手段暴虐;百姓心归旧朝,自发抵抗。两者一结合,南朝的军队一北伐,就很容易受到沦陷区百姓和自发武装的拥护。

  而司马睿呢?对北伐的军队和西进的军队,统统都是一个态度——赞赏、支持,但是要我给钱给兵,对不起,没有。不仅没有,还要掣肘你。

  具体到王敦身上,就是司马睿逐渐疏远了民望所归的王导,开始任用刘隗、刁协等主张抑制门阀势力、加强皇权的大臣。这从司马睿本人来说当然亦无不妥,王敦对此也只能上书发表抗议而已。

  但是司马睿的另一个举动就彻底激怒了王敦,还捎带手为王敦解除了一个他最大的心腹之患,从而使得他的“清君侧”行为成为可能,并最终付诸实现。那么这个举动是什么呢?王敦又是怎么发动叛乱的呢?他最后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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