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4月，吴三桂联合睿亲王多尔衮在山海关之战中击败李自成，而后挥师入关，并打着“为明复仇”之旗帜追杀农民军。当李自成大军基本被消灭后，清朝露出了真面目，多尔衮立刻派多铎挥兵南下剿灭南明弘光政权，最后则征讨西南，统一全国。清兵此次入关，先是打着“为明复仇”之旗号，争取士大夫拥戴与支持，后则将枪口对准南明弘光政权，背信弃义，露出野心。统一全国过程中，因“剃发令”等极端政策激起反抗，清军便大肆屠杀，制造诸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非人道事件，几百万民众死于屠刀之下，实乃惨绝人寰。为此，江南地区到处掀起反清斗争，并打着“反清复明”之旗帜作战，这在天地会中尤为明显。

　　1851年1月11月，38岁生日这天，洪秀全在金田村发动武装起义，宣布建立太平天国，号召大伙起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共创人间“天国”，广大贫苦群众云集响应，太平军声势十分浩大。大军进入湖南后，洪秀全连续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妖檄布四方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等三篇檄文，痛斥清朝剃发易服之罪恶，赞美史可法、瞿式耜、张煌言等誓死不屈之民族气节，号召广大人民起来推翻清朝统治，恢复中华。

　　《奉天讨胡妖檄布四方谕》中写到：“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乘中国之无人，盗据中夏，妖座之设，野狐升据;蛇窝之内，沐猴而冠。我中国不能犁其窟而锄其穴，反中其诡谋，受其凌辱，听其吓诈，甚至庸恶陋劣，贪图蝇头，拜跪于狐群狗党之中”，对满清进行痛斥，抨击。紧接着便号召人民：“同心戮力，扫荡胡尘”，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还我衣冠。

　　可以说，洪秀全是打着民族主义之旗帜作战，号召中原汉人起来反抗满清王朝统治，应该说是抓住了满清之命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所谓儒学经世派人物，他们是汉族精英之代表，按理说应该起来响应，或者是保持善意中立，不偏向任何一方。但是，这些汉族精英却拥戴暮日西山的满清王朝，率领麾下“湘军”、“淮军”、“楚军”等击杀太平天国，为大清续命近50年。曾国藩从衡阳移师长沙时，发布一份公告，痛斥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号召汉族士大夫起来剿灭太平天国，公然站在清政府一边。

　　可以说，曾国藩等汉族精英对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非常痛恨，不说拥戴，就连中立都不行，这是为何呢?对于这问题，也许很多人会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是一个邪恶政权，拜上帝教是邪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势必遭到知识分子反对。其中之理由则引用曾国藩《讨粤匪檄》中之内容，“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此外，还举出太平天国“圣库”制度、“男女分营”制度，大谈其弊端。

　　不得不说，太平天国在起义之初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也有某些过激行为，不过很快就得到纠正，往比较正常的轨道发展。例如，定都天京后，因为群众意见比较大，“男女分营”制度很快被取消;儒家经典、古典书籍、道观、寺庙等传统文化之象征在杨秀清玩“天父下凡”后，太平天国也采取保护政策，并未出现大规模删改或者毁坏之现象;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在石达开“安庆易制”后，也恢复正常经营。此外，太平天国控制区域商贸发达，四方商旅云集，这是满清统治区所少有的。试想，若是太平天国真的破坏一切，它怎能在江南这种经济繁华之地坚持11年之久，且底层群众还相当拥戴呢?所以，曾国藩等汉族精英起来反对太平天国，并且与之斗到底，最终剿灭之，应该另有深层次原因。归结起来，主要两点。

　　首先、太平天国触犯了他们利益，尤其是“均平”思想为这些汉族精英所不能容忍，毕竟他们是现实社会既得利益者

　　作为地主阶级代表，曾国藩等汉族精英自然要维护他们在社会上既得之政治、经济利益，就如同清军入关之初，汉族士大夫纷纷倒戈，向南明政权开刀，其中之原因就在于大清给了他们利益，而起来反抗清朝的“义军”在他们眼里就是造反，就是侵犯自己利益之人。《讨粤匪檄》中有两个地方很值得主意，其一是说：“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粤匪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说的是此种“平等”乃是违背伦理纲常，中国民众本应该分等级，应该尊卑有别。其二则说：“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说的此种“均平”做法乃是破坏地主土地私有制，是对地主财产之侵犯。可以说，曾国藩对太平天国搞“平等”、“均平”之政治、经济政策是相当不满，这触犯了他所代表阶级之利益。

　　再者，太平天国胜利希望渺茫，汉族精英不舍得投资，必然继续拥戴清朝

　　俗话说：“时穷节乃见”，说的是汉族士大夫在王朝危难之际才能体现出自己正真的“节操”。不过，绝大多数汉族士大夫的“节操”还真不怎样，平时大谈孔孟之道、忠君爱国，高唱“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此种高大上之道德情操，一旦遇到危难则立马变节。就拿清朝入关来说，面对多尔衮抛弃“为明复仇”之旗帜，以及推行“剃发令”，高唱“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汉族士大夫非但没起来捍卫“孔孟之道”，反而站在清朝一方镇压江南义军，此时不知他们心中的“孔孟之道”去了何处。被称为“卫道士”的钱谦益等儒学大师，假装投水自尽后，直接投到满清怀抱，“节操”碎一地。此外，洪承畴、吴三桂等汉族士大夫竭尽全力击杀永历政权，扼杀了明朝复兴之最后希望。

　　这些高唱“孔孟之道”的所谓儒家精英，关键时刻为何就没节操了呢?根本原因在于清朝正在快速崛起，能够给他们带来足够之利益，他们在新集团中能够继续维护自身地位。就这一点来说，太平天国给不了他们，因为这个政权能取得最终胜利之希望太渺茫了。“天京事变”后，理性派东王杨秀清死于非命，翼王石达开率部离开天京单干，太平天国朝政大权落入以洪秀全为首的空想派之手，满朝乌烟瘴气，难以有所作为，太平天国失败已定。试想，若是“天京事变”没有爆发，杨秀清等人先集中力量消灭已经陷入绝境的湘军，而后再挥师北伐中原，驱逐鞑虏，赶跑咸丰。此时，太平天国胜券在握，汉族精英们怎会不拥戴呢?说不定还会纷纷主动前来投靠，唯恐来迟一步，蛋糕被他人抢去了，就如同清军入关时汉族士大夫纷纷改换门庭一样，场面必定很火爆。

　　综上所述，洪秀全打着“驱逐鞑虏”之旗号起义，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精英却站在清朝一边，捍卫“孔孟之道”只是块遮羞布。真正原因是，太平天国不但触犯了他们既得之政治、经济利益，而且还看不到胜利之希望，汉族精英们就只好继续拥戴满清王朝了。各位说说，是不是这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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