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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以来，历史上的很多大一统王朝都是灭亡于农民起义。而纵观中国历史，造成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则是“官逼民反”。为什么会出现官逼民反呢?这种情况一般发生于王朝末期或者遇上大饥荒的时候，当百姓普遍吃不起饭的时候，官府却依旧横征暴敛，照旧征收税粮，甚至变着花样从老百姓身上征税，从而使本来就已经贫困到极点的百姓雪上加霜，比如元末，朱元璋正是因为被元朝政府逼的没办法了，父母兄弟姐妹都饿死了，才被迫起义;再比如明末天灾人祸不断，万历时期所谓的“三饷”更使老百姓苦不堪言，使得农民起义遍地，明朝最终亡于李自成之手。可以说，“官逼民反”这一现象贯穿了历史的始终。但是，这一现象在中国封建社会却表现得极为突出，而在同样是封建制下的欧洲，却很少出现“官逼民反”的现象发生，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究其原因，主要是政治体制以及民众社会生活方式所决定。
一、中国封建王朝对民众过度汲取却不提供福利保障，而欧洲的农民则享有一定的社会保障
郡县制下的封建王朝，权力大，对民间的社会控制能力很强，特别是在税收方面，是极为严厉的，如秦汉时期的“什伍之制”，隋唐时期的“大索貌阅”，明代的“大军点户”，都是为了更好地征税，为了多征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
但是，收完税的封建政府却并不负担老百姓的基本福利。对于上层统治者来说，任何好处也不想给穷人剩下，几乎所有的利益都要集中在上层。封建王朝这种自私性的表现，造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几乎没有真正的社会保障，由于缺少社会保障，所以在中国老百姓的观念里，只能多生孩子，养儿防老。
为何封建王朝不愿负担老百姓的基本福利呢?这是由中国政治的基本逻辑法家思想所造成的。这一点在奉行法治的秦国表现得极为明显，秦昭王时期，秦国发生大饥荒，当时秦王的谋臣范雎对秦王说道：“在宫廷之中，有大量的蔬菜、橡果、枣和栗子，平时都没人吃，我们将它们发给贫民吧，还可以养活几个农民。但秦昭王却反对说：按照我们秦国的制度，有功才能赏。如今老百姓没有多少功劳，你就发给他们吃的，这样国家就乱了。因此，宁可让这些食物烂掉，也不能给穷人吃，这样国家才能大治。与其让百姓活着国家混乱，还不如让他们饿死，国家有序运行。
后来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也曾说过：“贫穷者，非奢则惰也”。他主张政府即使有能力救济灾民，也不能救，宁可把物资扔了，也绝不能用于救济灾民。而恰好法家思想又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存在了数千年。所以从秦代开始，历代封建王朝在社会保障方面所投甚少。比如隋末战乱频繁，百姓衣食无着，尽管在洛阳的含嘉仓中屯有大量的粮食，但统治者却不肯发给百姓救灾。事实上，历朝历代都会储备一些粮食，但这些粮食宁可烂在仓库中，也不会多发给百姓一粒。况且，私动储备粮在古代都是杀头的大罪，这就使得某地即使发生了饥荒，当官的也不敢私自开仓赈灾，往往要上报，等-上级命令下来，百姓已经饿死了很多。
而在这个过程中，饥饿的农民往往会揭竿而起，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起义力量或者选择当土匪，造成社会秩序动荡，严重点甚至可以颠覆一个王朝的统治。
而在欧洲，与中国的农民面对天灾人祸的情况相比，欧洲的农民面对天灾人祸时，是享有一定的保障的。
众所周知，欧洲是以庄园经济为主，庄园领主带领着一些农奴，按照欧洲的惯例，农奴的基本权利是受到保护的，即使在最残酷的中世纪，领主们也要保障农奴的假期。而在庄园之中，一个农奴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若是死了，按照当时的社会惯例，领主就要负责养活他的家人。农奴的孩子如果父母双亡，庄园主就会成为他们的监护人。在天灾人祸降临时，庄园主要负责救济农奴，发给他们粮食，让他们度过灾荒生存下去。可以说这是庄园主对农奴给他们劳动的一种回报。
在这种形势下，保证了农民不会因破产失去土地，导致全家流离失所，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且因为庄园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将农奴固定在了某一范围内，导致除了本庄园内，农奴与其他庄园的来往几乎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发生了大饥荒或者农民起义，很少演变成全国范围内的破坏性力量。
所以说，过度汲取却没有相应的福利保障，导致农民起义在各个王朝都会发生，最终成了中国封建频繁崩溃的主要原因。而同时期的欧洲在福利保障方面做得比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较好，所以便很少产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二、欧洲的农奴如果和庄园主之间发生冲突，可以向国王直接申诉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高度的一元化社会之中，政府对老百姓具有高度的控制性。也正是从秦朝开始，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于如何更好地统治民众，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但总体而言，这种控制都是趋于加强的，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最终在清朝达到了顶峰。
比如在乾隆时期，为了打击百姓“越级上访”，乾隆皇帝规定：“就算老百姓越级上访成功，上访者也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被限制了“说话“的权力，他们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只有在忍无可忍之时，他们才会自发性地聚集起来通过暴力手段向统治者示威。但不幸的是，这种抗争成功的次数寥寥无几。这种自发组织起来的抗争行为，历来被统治者视为大忌，他们对这种行为，从来都是严厉打击，从不手软。这就造成了老百姓面对欺压他们的官吏或者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时，往往不敢去反抗，只能无限度地退却或者无限度地忍让。当这种退却或忍让达到一定的临界点时，便会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力冲突。
而在欧洲，当农奴和庄园主发生冲突时，按照欧洲的契约精神，农奴可以向更上层的领主或者国王请愿，请求国王主持公道。而国王也乐意干预这种事情，这是因为欧洲的王权与中国的王权相比，权力并不是太大，国王需要依靠百姓的力量来与贵族博弈，而农奴的上诉正好提供了这种渠道。一方面国王利用百姓的诉求平衡了各方面的利益，另一方面百姓的利益诉求又得到了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是不具备像中国的封建社会一样，频繁地发生农民起义的条件。当然，也不是说欧洲没有农民起义，只是相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来说，次数更少一些罢了。
三、欧洲农民的负担和中国农民的负担相比，是比较恒定的
中国封建王朝的灭亡，往往是由于到了王朝末期，朝廷加在老百姓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各级官吏横征暴敛，最终使得老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共同起来反抗暴政。而在同时期的欧洲，因为西方农奴制下的农奴受契约保护，负担要远比中国农民的稳定。举个简单的例子，关于一亩地的税收，一百年前收多少，一百年后还是按照原来的收取，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增或减。为了维护这种契约关系，欧洲的很多庄园都有自己的习惯法，这种习惯法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原则性的东西，其非常清楚精确地规定了每家每户有什么权利、什么义务，每年交多少税，都一清二楚，农奴所承担的负担是比较恒定的。
再者，欧洲庄园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机构，叫“庄园法庭”。庄园法庭最主要的作用是协调农奴与庄园主之间的矛盾，当农奴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可以到庄园法庭去起诉自己的领主。控辩双方可以在法庭上自由辩论，所依据的是传承了几百年的习惯法，而非领主的个人意志。而在这种情况下，农奴的权利一般会得到维护。
因此，如果领主不讲理，想增加农奴的负担，农奴就可以在法庭上跟自己的领主锱铢必较，据理力争，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面对不断加重的负担，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时，只能通过造反的方式来解决。
因此，综上所述，就是欧洲历史上很少出现“官逼民反”的现象的主要原因。
总结
中国的大一统郡县制与欧洲的封建制相比，也并非一无是处。相反，大一统郡县制在很多方面也取得了封建制所不能取得的成就。比如大一统郡县制虽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但其在促进国家统一方面却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能在分裂之后不断统一，而欧洲在历史上却很难形成统一帝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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