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知道明朝的故事吗?接下来趣历史小编为您讲解!

　　经筵是古代一种非常重要的帝王教育形式，不仅能帮助皇帝研读经史子集、学习治国平天下之术，而且还是皇帝与群臣增进交流的重要渠道，同时还是朝廷向天下展示尊师重道礼仪的重要手段。因此，自宋朝确立经筵制度以后，这一制度就被各朝延续了下来。而明朝作为君主高度集权的一个朝代，在继承经筵制度时，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明朝的这项制度。

　　一、经筵制度的由来

　　经筵是古代专门为皇帝设立的御前讲席，是皇帝处理国家事务之余，提升自我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昭帝下诏寻找能够解读《韩诗》的人，蔡义应诏前往，皇帝听后很满意，封其为光禄大夫给事中，专门为汉昭帝讲解《韩诗》;此后，汉宣帝亦曾诏儒官讲经于石渠阁，汉明帝命张酺数次侍讲于御前。

　　到了魏晋南北朝，开始出现“侍读博士”这个官职，不过由于没有形成定制，这个职位经常处于虚设状态;而到了唐朝，侍讲学士正式成为一种常设官职，御前讲学开始变的频繁;到了宋朝，经筵正式演变为一种制度，先是宋太宗留翰林学士在禁中以备顾问，而后宋仁宗明确御前讲学为“经筵”，并对的场地、时间、场所、科目以及参与的人进行了详细规定。

　　到了明朝，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初并未设立经筵制度，洪武十五年，大臣桂彦良向朱元璋上了一封题为《太平治要》的奏折，首次提出“今当大兴文教之日，宜择老成名儒，于朔望视朝之际，进讲经书一篇”，但朱元璋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永乐至宣德时期依然没有设立经筵制度，但是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皇帝“每视朝毕，无日不御文华殿或便殿，召大臣或儒臣讲读”，这在实质上与经筵已经非常接近，只不过时间、地点、讲读的内容没有制度化而已。

　　到了正统时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朱祁镇继位时只有10岁，内阁老臣“三杨”认为此时朱祁镇还应该以读书学习为主，于是由杨士奇主笔，上了一封题为《请开经筵疏》的奏折，请求重启经筵制度，得到太后及朱祁镇批准。至此，明朝正式恢复经筵制度，此后虽然偶有间断，但一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彻底废弃。

　　综合来看，经筵制度从汉朝萌芽初生到明朝正式恢复，前后经历了一千五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了很多曲折，但最终还是以一种制度的形式承袭了下来，成为古代统治阶级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影响着历史进程。

　　二、明朝经筵制度

　　总体来讲，明朝的经筵制度继承自前朝，在本质上并未进行太大的变化，但也根据自身特点，在参加人员、组织礼仪等方面进行了适当的改进，使其更适应明朝特殊的历史背景。明英宗之前，经筵没有形成定制，这里主要介绍明英宗之后明朝经筵制度的一般情况。

　　1.关于经筵时间。明朝规定，为规避寒暑，每年组织两期经筵，分别称为“春讲”、“秋讲”，每期3个月左右，春讲一般2月开始，5月结束，秋讲一般8月开始，10月结束。经筵期间，每月组织三次，分别在每月的初二、十二、二十二，其中尤以春讲、秋讲的首次开讲礼仪最为隆重。

　　2.关于经筵地点。原则上安排在文华殿正殿举行。

　　3.官员参加经筵的人员，除了要“听课”的皇帝之外，明朝参加经筵大体还有7类人，分别是：

　　知经筵事，总领经筵一切事务，前期由功勋大臣担任，后来基本由内阁首辅来担任;

　　同知经筵事，协助知经筵事处理相关事务，一般2-3人，多由内阁大学生或各部尚书、侍郎担任。

　　经筵讲官，负责向皇帝讲解经史子集，一般由兼任翰林院编撰以上职衔的各部高级官员、国子监祭酒担任。

　　侍经筵官，皇帝特许参加经筵的官员，不负责任经筵之事，只是旁听。

　　展书官，负责为皇帝展掩书籍，一般由翰林院编修担任。

　　书写讲章官，负责誊写经筵讲章，一般由编修或中书舍人担任。

　　经筵执事官，这是一个统筹，具体包括四类人，分别是鸿胪寺堂上官1人，负责鸣赞;锦衣卫堂上官1人，负责警卫;侍仪御史2人，负责礼仪;给事中2人,负责监督官员礼仪。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经筵讲官作为为皇帝讲课的人员，有着极其严格的选拔标准，根据杨士奇《请开经筵疏》记载，经筵讲官“必得问学贯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识达大体者”，且要先由“吏部、翰林院共同推举，具名陈奏”，然后由皇帝钦定。

　　4.经筵讲授的内容。一般而言，四书五经是基本教材，《大学衍义》《贞观政要》《帝鉴图说》《通鉴纲目》等书也经常被当作进讲内容，古人的一些治国经验、经验教训也会涉及，除此之外皇帝也会根据实际情况有意安排一些内容。而具体每次经筵的内容的选定，根据明朝朱国祯《涌幢小品》记载，一般先由内阁点题，讲官再据此拟写讲章，写完后送回内阁审定。

　　5.组织经筵礼仪。根据明朝《礼部志稿》记载，大体流程为：开讲前，先确定知经筵事、同知经筵事、经筵讲官、侍经筵官等具体人员，而后礼部择吉日在文华殿设御座、御案，讲案，三者位置关系十分固定，一般御案在御座东部偏南，讲案在御案南偏东。

　　开讲之日，司礼监太监将书籍、讲章提前摆放好，这个摆放也极为讲究，一般而言四书在东、经史在西，讲章按例誊写两份，御案，讲案各放一份。皇帝落座以后，知经筵事要带领所有人行“五拜三叩头”之礼，然后“以次上殿，东西序立”。等到所有人都落座后，服侍人员再将御案抬到御座前，将讲案抬到御案正前方。紧接着，鸿胪寺官员大喊一声“进讲”，经筵正式开始。

　　展书官随即出来为皇帝展开四书，讲书官出列并在鸿胪寺官员“鸣赞”中向皇帝行跪拜礼，礼仪结束后开始讲授提前准备好的讲章。一个内容讲授完毕，展书官会过来帮皇帝把书收起来，然后再展开另外一份书及讲章，换个讲官继续讲，直到讲解结束。

　　进讲结束后，经筵讲官重新入列，工作人员将御案，讲案恢复到之前的位置，然后知经筵事会率领众官员再次向皇帝行叩头礼，进讲环节到此结束，但经筵的礼仪却远远没有结束。

　　接下来，知经筵事会率领众人到东顺门享受御赐的酒饭，能吃上皇帝御赐的饭，这在古代是莫大的荣誉，何况这顿饭尽是“珍馐良酝”、“极尽丰盛”，而且明朝还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规定，吃不完可以带包带走。

　　可以看出，经筵制度发展到明朝各项规定已经非常详细，参加经筵的每个人怎么站、站在哪里、什么时候干什么事、桌子怎么摆放及怎么移动、书籍放置的顺序及朝向等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组织经筵的礼仪更是复杂异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经筵已经从一个“学术活动”演变为纯粹的国家典礼。

　　三、结束语

　　杨士奇在《请开经筵疏》奏疏中提到的重开经筵的理由是，“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学而能致治者”，换句话说，当时选择重开经筵的初衷，是想让皇帝通过学习四书五经来提高治理国家的能力。但这一初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后世皇帝所遗忘，以至于经筵变成了“形式大于内容”的礼节性活动。

　　因此，经筵对皇帝的帮助随时间推移呈下降趋势，而且明朝中后期又出现了很多奇葩皇帝，比如说嘉靖皇帝、万历皇帝动不动就十几二十年不上朝;正德皇帝动不动就住进豹房不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经筵制度更多是以进献讲章的形式落实，效果就更加难以保证。即便是能够正常落实经筵制度，受制于礼仪，也多是一字不差的读一读讲章而已，少了讨论交流的环节，效果自然也就打了不少折扣。

　　好在除了经筵制度之外，明朝还有另外两种进讲形式，分别是“日讲”和“午讲”，前者属于省去各种繁琐礼仪的经筵制度，也有“小经筵”之说，后者属于皇帝有精力时组织的“加灶”活动，这两种进讲都比较注重实效，从某种意义上对皇帝的帮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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