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西夏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先看一组数据：

　　宋太祖开宝末年，北宋厢军约为185000人，其中禁军193000人;

　　宋仁宗庆历五年，厢军为433000人，其中禁军826000人;

　　几年后的皇祐初年，总兵力已经达到1410000人。

　　从人口规模上看，北宋人口接近一亿。

　　反观西夏，常备兵不过十万，铁鹞子(重骑兵)仅有数千，立国的时候(宋仁宗时期)人口规模不过一百多万，就算是鼎盛时期，也就三百万而已。

　　这样一个边陲之地，却给大宋的西北边防构成了重大威胁，宋夏战争从宋仁宗开始，一直打到北宋灭亡，都没有结束。无论怎么说，北宋和西夏都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对手，对于北宋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耻辱”。

　　实际上，北宋确实有“难言之隐”。

　　一、北宋军事上，积弱在哪里?

　　提起北宋军事体制，其为人诟病的一个地方就是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更戍法”。

　　自中唐以后，藩镇割据，各地节度使成为地方上的实权人物，赵匡胤为避免宋朝重走五代十国的路子，在“杯酒释兵权”后，采取了“更戍法”，客观的说，这套规则确实斩断了将领与士兵之间的感情纽带。

　　但是它也带来另外一个后果，那就是，造成了将领不熟悉所带士兵的战斗力，自然也就影响到作战效果了。

　　实际上，如果将宋军战败归结于这个原因，未免有些荒唐了。

　　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的唐王朝，他们施行的将领调动方案和“更戍法”并没有本质区别。

　　唐朝之所以爆发安史之乱，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唐玄宗自己坏了“规矩”。

　　本来，各个都护府或节度使的任期一般是一到三年，之后会被调回京城，于三省六部就职，甚至官至宰相，这就是出将入相。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节度使长期任职一个地方后，很可能就会经营起自己的势力，频繁调动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这种现象发生;二是回京后虽然不再担任军职，但边事一开，他们的从军经历有助于为皇帝献计献策，这远比后代文人朝堂吵架模式有用的多。

　　到了天宝年间，唐玄宗宠信安禄山之辈，长期经略北方的安禄山终于尾大不掉最后叛唐。

　　可见，“更戍法”并不是造成宋军经常吃败仗的根本原因。

　　就战术而言，北宋犯的致命错误是“将从中御”。

　　所谓“将从中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事任免权，再就是临阵指挥权。

　　宋太祖对人事的任免不仅仅是局限于将领，从枢密院到宿卫诸将，哪怕是地方厢军的一个百夫长，其他人都不得染指，“补一小校，汰一赢老，必奏籍于中而俟上命”，凡事皆乾纲独断。

　　在禁军管理上，“诏殿前、侍卫司，自今非时宣召军士，候见御宝文字乃得发遣，无则画时覆奏”，也就是说，除了赵匡胤，其他人无法调动禁军的一兵一卒。

　　在北宋立国之战的时候，赵匡胤不可能参与每一座城池的争夺，他又想出来一个办法：阵图。

　　赵匡胤身居宫中，通过“手诏”的方式，遥控指挥前线。不管前方战事如何，也不管当时的具体情况，一线士兵必须凭借阵图应敌。

　　这个规则，在北宋灭巴蜀、平南唐的时候没什么毛病，其原因主要是对手实力不够。

　　但是当对手换成北汉甚至后来的辽国时，其弊端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

　　979年，宋辽之间发生满城之战，按照惯例，宋太宗“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但是右龙武将军赵延进根据实际情况判断，要是按照送过来的“阵图”迎战必败无疑，赵延进和监军李继隆等人找到殿前都虞侯崔翰讲实情告知，“事应有变，安可预定，设获违诏之罪，请独当也”，在赵延进、李继隆愿意承担一切后果的情况下，崔翰才同意废掉“阵图”，并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图部署战斗，此战最终取得胜利。

　　就军事才能来说，赵匡胤在两宋帝王中当属翘楚，他的“阵图”尚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宋太宗也算是有实战经历，但是后续帝王依然延续此制，就未免呆板了，其应敌计划多与实际不符，且事事掣肘，宋军在战场上就完全变成毫无招架之力的活靶子了，特别是遇到西夏重骑兵冲杀的时候，宋军又何以抵挡?

　　二、宋军的应对

　　那些不习兵事的文臣在后面不切实际的指挥，是否就意味宋军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呢?

　　显然不是，宋军有一项“黑科技”!

　　那就是火药类武器及猛火油(石油)。

　　火炮落时城郭碎，烟云散处鬼神愁。轰天雷起驰风炮，凌振名闻四百州。

　　这几句话，描述的便是《水浒传》中的“轰天雷”凌振，此人号称“宋朝天下第一个炮手”，善于制作子母炮、金轮炮、风火炮、车箱炮、轰天炮等。

　　归顺朝廷后，跟随宋江南征北战，不过，这伙计没有受到什么重用。要说识才，还得是朝廷，在征讨方腊后，他被京城火药局御营任用。

　　翻遍历史资料，鲜有此人的记载，不过，大宋的火箭在宋初的时候已经开始用于实战了。《朝野佥言》中就有这个记载，说是到北宋末年，开封府依然保存有“太祖平唐火箭二万支”。

　　关于火箭，《武经总要》里面有如下描述：

　　火箭,施火药于箭首,号弩通用之,其傅药轻重,以弓力为准。

　　这两类武器第一次大规模使用，是在北宋灭南唐的皖口之战。

　　开宝八年(975)十月，宋军突破秦淮河，扫清金陵外围据点后，准备以围城打援之策剿灭南唐主力部队。

　　命存一线的李后主紧急敕令朱令赟回援，以解金陵之围。

　　朱令赟率领南唐十五万水师从江西湖口起兵，在皖口与宋军遭遇。

　　开始的时候，因北方人不习水战，且船只等硬件装备又落后于南唐，朱令赟依靠舰船优势向宋军发起攻击，“以火油纵烧,王师不能支”。

　　不巧的是，风向突然变成了北风，“反焰自焚,水陆诸军十五万,不战皆溃”，朱令赟亦死于战火之中。

　　这说明，在大宋建立的过程中，火箭和猛火油已经开始大量用于战场了。

　　宋朝对火器的研究非常重视。

　　首先是对开发或者改进火器的人予以奖励。比如，在开宝三年(970)，“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命试验，且赐衣物束帛”;到了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一个叫唐福的水军队长“献火箭、火球、火蒺藜，造船务匠项绾献转海战船式，各赐以缗钱”;咸平五年，冀州人石普“能为火球火箭，上召至使殿试之”。

　　另外，宋太祖等人对兵器的制造和检验纳入了日常巡视范围，“每造兵器，十日一进，谓之旬课，上亲阅之”。

　　在这样的局面下，宋朝的火器制造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到宋仁宗一朝，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工。

　　根据《宋会要》的记载，京城有个叫广备攻城作的机构，其职责是专门制造攻城器械，旗下设有二十一作，分别为：

　　大木作、锯匠作、小木作、皮作、大炉作、小炉作、麻作、石作、砖作、泥作、井作、赤白作、桶作、瓦作、竹作、猛火油作、钉铰作、火药作、金火作、青窑作、窑子作。

　　那么，宋朝的火器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理论上说，热兵器与冷兵器对抗，简直是降维打击，宋朝起码应该将此列为绝密级别，实际上恰恰相反。

　　成书于庆历四年(1044)的《武经总要》，却如实记载了生产工艺：

　　晋州硫黄十四两，窝黄七两，焰硝二斤半，麻茹一两，干漆一两，砒黄一两，定粉一两，竹茹一两，黄丹一两，黄蜡半两，清油一分，桐油半两，松脂一十四两，浓油一分......入前药末旋旋和匀，以纸五重裹衣，以麻缚定，更别镕松脂傅之。以砲放。

　　配方的公布，意味着北宋对火器的研究已经步入高级阶段。

　　随着《武经总要》配方的公布，这个在军事上大规模应用的东西，开始在民间普及。

　　宋朝的上元节非常热闹，就连军士都来参加表演，《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

　　......又爆仗响，有烟火就涌出，人面不相睹，烟中有七人，皆披发文身，着青纱短后之衣，锦绣围肚看带，内一人金花小帽，执白旗，余皆头巾，执真刀，互相格斗击刺，作破面剖心之势，谓之“七圣刀”。忽有爆仗响，又复烟火出，散处以青幕围绕，列数十辈，皆假面异服，如祠庙中神鬼塑像，谓之“歇帐”。又爆仗响卷退......

　　不仅如此，因火药有烟雾效果，就连跑江湖的艺人都开始把它用做诈骗的道具了，比如宋徽宗时期的道士林灵素就是其中的一位：

　　林灵素于神霄宫夜醮，垂帘殿上，设神霄王青华帝君及九华安妃韩君丈人位......顷之，云烟蔽覆，对面不相见。一大声如净鞭鸣跸，随即寂然，道人不复见，供器皆用金银，并无一存。郑氏知堕术士计中，叉畏禁中传说，谓其夜祭神，不敢诵言。盖此夕为奸诈者，尽散乐也。烟云五色者，以焰硝硫磺所为，如戏场弄狮象口中所吐气。

　　在宫廷中，人们对烟花表演亦是乐此不疲，据宋代周密《齐东野语·御宴烟火》记载：

　　穆陵初年,尝於上元日清燕殿排当，恭请恭圣太后。既而烧烟火於庭，有所谓地老鼠者，径至大母圣座下。大母为之惊惶，拂衣迳起。

　　上面这个“地老鼠”，就是一种烟花名称。

　　这至少表明，北宋时期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人们已经娴熟的掌握了它。

　　北宋有一个木偶表演类节目，叫“药发傀儡”或“药发木偶”，甚至干脆简称火戏，其实和现在的烟花表演差不多，可见，宋代的烟花制造技术是何等先进。

　　到了北宋中后期，火器种类进一步演进，发展出了火炮火球、蒺藜火球、铁嘴火鹞、火药鞭箭、火药火箭、霹雳火球、蒺藜炮、金汁炮等，甚至还有烟雾弹。

　　这些火器虽然还属于初创阶段，杀伤力亦是有限，但不可否认，它们对于冷兵器具有降维优势，在战场上的大规模应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弥补了北宋军事体制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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