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工作期间，以幕友身份实际掌理湖南全省军政近六年时间，将湖南的各种事务不分巨细，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使本来比较贫弱的湖南一变而为“东南保障，天下倚属”，在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左宗棠本人也获得了巨大声誉，时人不仅有“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之语，而且连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见到两湖人士或在两湖做官的人，也总要打听左宗棠的情况。对一个幕友如此评价和关注，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可是，这位在湖南巡抚衙门获得了巨大成功并称得上是“良幕”的左师爷，到头来不仅被湖广总督官文劾为“劣幕”，而且平常对左宗棠敢怒不敢言的人，见他终于遇上大麻烦了，无不幸灾乐祸，弹冠相庆。有人甚至在左家大门上偷偷写下了“钦加劣幕衔帮办湖南巡抚左公馆”几个大字，以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怨恨。最不可解的是咸丰皇帝，此前他对左宗棠虽然很关注、很看重，但见了官文的弹劾书之后，便完全改变了对左宗棠的看法，不仅在上谕中有“劣幕把持”之语，而且下令官文与湖北正考官钱宝青查办左宗棠：“左某如果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

　　“良幕”怎么突然变成了“劣幕”?两者之间难道可以随便划上等号?

　　史载，年长左宗棠近二十岁的骆秉章是个涵养很深的人，闲暇时他常到幕友办公的地方坐坐，碰到左宗棠向同事分派差事，他都是站在旁边静听，很少插嘴说话。有一天，左宗棠和另外几位幕友“慷慨论事，援古证今，风发泉涌”，对他的到来就像没有看到一样，骆秉章也不计较，在旁边很有兴趣地听了许久，临走都未发一言。

　　史载，有一次，巡抚衙门的辕门发炮，骆秉章听到后，不知何故，赶忙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旁边的人告诉他：“左师爷发军报折也!”按例，发军报折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一般都要巡抚亲自主持。骆秉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说明他连折稿都没有看过，左宗棠就发出去了。对如此大事，骆秉章也听之任之，可见左宗棠的权力之大了。

　　史载，骆秉章有个爱妾的弟弟花钱买了“佐杂候补”名分，但一直在湘中赋闲。小妾软硬兼施求了多次，骆秉章只好隐晦的向左宗棠提出，谁曾想左宗棠丝毫面子也不给，断然拒绝，搞得两个人不欢而散。

　　以上记述，无不说明左宗棠虽是以幕友身份居湖南巡抚之幕府，实际上却是操持湖南全省政柄之人，于是从撰写奏折到批答来文，左宗棠都一手包办，身为巡抚的骆秉章反倒一身轻松，乐得当甩手掌柜，只是按例在文件上签个字画个押而已。

　　在左宗棠操持下，湖南对内整顿社会秩序，对外省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确实显示出了强省风范，也使左宗棠在政界声名鹊起。然而，左宗棠的所作所为，说轻些是越俎代庖，说重些是越权干政，确实是犯忌的。因为根据大清朝律例，幕友没有任何官场身份，也不能抛头露面，只能隐身在幕主身后出谋划策，处理文档。左宗棠却不管这些清规戒律，将所有条条框框全都打破，该说就说，该干就干，颐指气使，舍我其谁，完全进入了二巡抚角色，毫无顾忌地从幕后走上前台。骆秉章也完全失去了分寸，把军政事务一律托付给左宗棠，全都听凭他处置。这种严重超越常规的行为，确实为法纪所不容;官文参劾左宗棠为“劣幕(专横跋扈、越权干政、表现恶劣的幕友)”，也确实没有冤枉他。

　　更要命的是左宗棠的脾气非常不好，责任心又太强，稍不顺心就训人，难得给人好脸色。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他确实是把自己当成了湖南的二巡抚。可他就是没有去想：中国是个很讲究中庸和名分的国家，真正的巡抚，因出于皇帝的任命，有了与职权相统一的名分，凡巡抚以下的文武官吏，都必须绝对服从他的领导，即使他刻薄寡恩甚至胡作非为，人们也只能忍气吞声，默默承受。但如果并无巡抚之名而操巡抚之权，那情形就大不相同，人们就会反感和厌恶。尤其是巡抚以下的各方大员，差巡抚不过一阶，较之左宗棠的在籍举人和幕府师爷身份，地位不知高多少。若在平时，举人见了他们，早就点头哈腰，作揖打躬，现在只是因为骆巡抚的过分倚信，左某人就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大眼都不瞧这些人一下，把他们全都当成木偶和摆设，这不像是一只爬上秤杆的老鼠，称不出自己几斤几两么?于是久而久之，左宗棠与巡抚底下的各方大员，就难免发生许多不愉快，甚至积下很多怨仇了。可以这样说：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左宗棠早已不是善类，而是一个招摇太甚、树敌过多，让人很难理解和接受的怪物了。

　　左宗棠在湖南巡抚衙门所做的一切，既然严重超越了幕友身份，为法纪所不容，在近六年时间里，为什么无人公开提出质疑和批评，上面也不追究，非要等到官文参劾之后，才一起墙倒众人推?原来到了晚清的时候，由于官员普遍无能，又忙于各种官场应酬，他们既无心思和能力处理好公务，又不屑于具体事务，师爷于是从“佐官而治”变成“代官而治”，从后台跳到前台，竟成为国家日常运作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势力。朝廷对此尽管大为光火，却又像猴子捡到一块生姜，欲吃不行，欲弃不舍，也就只好顺其自然了。可以说，师爷作用的过分膨胀和官幕错位现象，既是晚清官场所独有的，也是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朝廷虽然洞悉其弊，却又无力解决，最后只能在权力冲突中寻求妥协，这一切无疑是专制政治外强中干的表现。

　　左宗棠进入湖南巡抚衙门之时，正是太平军压境湖南、湖北，两湖地区一片糜烂的非常时期，所以无论是湖广总督官文，还是北京的咸丰皇帝，都不得不借助骆、左等汉族官僚抵抗太平军。作为坐镇武汉的钦差大臣，满族权贵官文更是需要汉族官僚为他“左抵右挡”，维持两湖局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左宗棠的表现再怎么出格，官文耳边有再多的流言蜚语，眼里有再多的看不惯，心里有再多的怨气，也只能暂时忍耐。而到了官文出手弹劾左宗棠的时候，形势已经完全改观，太平军基本被逐出了两湖，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出重拳打击对手了。咸丰本人对左宗棠在湖南的地位和作用尽管有所了解，对左宗棠本人也不无好感，并希望他能够为朝廷所用，但一旦遇到汉人和满人有了纷争时，咸丰还是更容易相信满族权贵官文的话，并乐于满足他的要求，迅即将左宗棠交由官文处理。这是因为，在湘军的三个核心人物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当中，唯独左宗棠官卑职小，自身不掌握武装，地位最为脆弱，他首先成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牺牲品，也就势所必然。

　　所以，左宗棠突然之间由“良幕”变为“劣幕”，除了左宗棠本身的表现确实授人以柄之外，更主要还是官场间的权利之争和统治集团内部始终存在的满汉矛盾这两大因素在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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