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宦官之祸为何会如此严重?只因太监们太有文化

  太监不可怕,就怕太监有文化。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历朝历代都有宦官,可有些朝代的宦官乘风破浪,很能作妖。

  譬如说明朝,明粉儿腰杆再硬气也总不至于对明朝的宦官之祸视而不见,非要把魏忠贤洗白成“忠贤”,这就没法聊了。

  网络上一直流传着所谓“明朝四大权阉”的说法,这四个人分别是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按照我来说,这四个宦官之所以毫无廉耻、作恶不断,恰恰是因为没好好读书,教育上出了问题。

  本来,明朝开国皇帝就很重视教育。

  朱元璋自己是个粗人,深知文化人的厉害,时时刻刻提防着。让太监识文断字,那不等于摆一堆文化人放到自己跟前儿了?越发显得自己没文化,真可怕。太监就做些粗浅的体力活得了,严禁太监接受文化教育!甚至树立了“内臣不得干政”的铁碑,严厉限制宦官,不允许他们干涉政务。

  但他的子孙们却并不这么想,越是有权的地方越喜欢高学历。堂堂九五之尊的皇帝家里,养着一群大字不识的蠢货怎么能行,恨不得连扫楼梯的都是985的名校毕业生才好!

  一、内书堂:再穷不能穷教育

  时代在变,人性不变,朱元璋的子孙们书读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喜欢跟有知识的人在一起。于是渐渐忘了祖训,不断重视教育,提高身边人的知识文化水平。

  明初,太监多是来源于贫困无生计的底层人民,甚至有强制阉割外国战俘入宫的。这些人幼年失学,为了能吃饱饭只得选择入宫当太监。可以说,这是一群别无选择的可怜人。他们入宫后,一般都从事洒扫侍奉等杂活,没有高额薪水,没有五险一金。他们识字都不多,更谈不上有什么文化修养。

  没有教育就没有未来!

  再穷不能穷教育,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为了提高太监的文化水平,便下旨开设了“内书堂”,宫里有志于学的太监们有了“专升本学习班”。内书堂挑选聪明伶俐的小太监,教他们学习四书五经、练习书法,学期三年,学成以后,分配新的工作。

  内书堂这个机构,看似不起眼,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是作为“后备太监骨干”培养的,师资力量强得惊人。内书堂中的老师,都是从翰林院延请,最低档次也是编修,最高甚至有翰林院侍讲、侍读等官员。所谓侍讲、侍读,都有资格给皇帝上课的学者。也就是说,内书堂的小宦官们,不用买学区房,也不用通过高考,就能享受到皇帝才配拥有的教育资源!

  相比之下,名义上的明朝“最高学府”国子监,里头很多老师也不过是举人而已。但内书堂的老师,不仅全是进士,而且都是进士中的战斗机——庶吉士出身。连写出《农政全书》、翻译《几何原本》的著名科学家徐光,都有在内书堂教书的工作经验,让他们来教太监认字,那简直是杀鸡用牛刀。

  师资力量如此之强,教学要求当然也非常严格。

  《戒庵老人漫笔》记载,翰林院出身的陈沂回忆当年教书的情形,说这内书堂中四五百个小太监,每天都要检查学习情况,不过关者受罚,每次受罚的都有二百七八十人,超过一半。处罚方式就是打,轻者穿着衣服挨打,重则“褫衣露体”,脱下衣服跪在一起,按照顺序,一个一个用大棍子揍。

  而太监们回忆自己在内书堂的求学经历,那就更凄惨了。明末太监刘若愚,在《酌中志》中写道,小太监在内书堂中一旦违反学规,就要挨打、罚跪。有一种叫做“两手扳著两脚”的处罚方式,特别惊悚,它有点类似现在体能测试的“坐位体前屈”,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动作要站着完成,且一站就是几炷香的工夫,受此处罚者,都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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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动作,维持一小时,确实比较痛苦

  内书堂虽然艰苦,但宦官们依然把内书堂视为“正途”,教育能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啊!

  从内书堂里走出来的精英宦官们,有资格进入一个大名鼎鼎的部门——司礼监。

  二、知识改变国运

  如果说内书堂是太监心目中的国子监,那司礼监,就是太监心目中的内阁。

  司礼监这个部门,洪武年间便已经设立,但当时只不过是一个掌管宫廷礼仪的普通机构。它在后来一跃而升为宦官部门之首,据说还是托明宣宗朱瞻基的福。

  内书堂普及教育之后,朱瞻基就拥有了大批识文断字的宦官,这些宦官进入司礼监,并获得了司礼监批红的权力。

  所谓“批红”,是明朝皇帝行使决策权的一种方式。臣下送来的奏本,内阁草拟好批复,再经由六部审议之后,还要皇帝批红,才能确认为旨意。但皇帝日理万机,不是每一本都能亲自作答,写不过来的,朱瞻基就让司礼监按照拟定好的意见,用朱笔抄录,然后下发。

  太监能接触到帝国核心权力,便是由此而始。

  教育能改变命运,教育也能改变国运啊!

  朱瞻基怎么都没想到,自己让太监们接受教育这个“好事儿”隐隐中埋下了大明朝亡国的祸根。

  只是朱瞻基也不想这样,还不是他的暴躁爷爷朱元璋留的锅。

  朱元璋诛杀胡惟庸汪广洋,并以此为由头废除丞相,是明初的一件大事。教科书上写的大家都看过,废除丞相与中书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皇权得到空前加强。但是废除宰相的副作用就是,一切繁杂政务都压在了皇帝身上。

  除了朱元璋这个精力异常旺盛的超人级皇帝之外,后面的皇帝,包括朱棣,都没有足够的精力一人担负起全部工作。即便是朱元璋也需要大臣草拟圣旨,更不要说后世那些能力平庸的子孙了。所以皇帝办不完的事,终究要靠人帮忙,这就是内阁的起因。

  只是习惯于乾纲独断的皇帝,已经废了宰相,怎么会放心把权力重新给出去呢?

  大臣只有上朝那会儿是天天见的,况且上朝隔那么远,还未必能说上几句话。而太监却是随身侍奉,不敢缺席。那么,大臣与太监之间,孰亲孰疏,孰远孰近?

  如果作为外人的大臣都是饱读诗书、文化水平极高的一群人,大字不识的太监怎么能跟文官士大夫抗衡?掌握帝国算法的是一群大神级的程序员,太监们至少得懂个五笔吧!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明朝皇帝都会作出同样的选择——让宦官接受文化教育。

  无论内政还是外交,在各个方面,皇帝都需要太监去分文官的权,这分来分去,就分到了批答奏本的头上。不会识文断字怎么去搞批答奏本?

  朱元璋不许内官识字,文化水平高的太监虽然不是不存在,但毕竟凤毛麟角。而内书堂的出现,打破了知识被文官垄断的局面,皇帝拥有了一批新的通晓文墨的助手,司礼监系统的建立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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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了内书堂的教育,部分宦官终于也一只脚迈进了文化人的行列,即使是最末端的一股泥石流。

  《金台纪闻》提及内阁与司礼监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地位升降变化过程:英宗时期,首辅接见司礼监太监,只需穿便服,而司礼监太监要向首辅作揖行礼,然后告退。到成化朝,双方会面结束后,内阁首辅却要亲自将太监送出内阁。等到正德年间,司礼监掌印太监甚至都不必亲自到内阁来,只派几个少监过来传口信。司礼监与内阁,宦官与文臣,已然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如此,一个皇帝心目中的合理结构形成了——内阁虽然可以草拟圣旨和对题本奏本的批复,但在外,要受到外朝大臣的监督,在内,又要受到司礼监“批红”的制约,既保证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又省心省力,减少皇帝的工作量。皇帝只需要防止内阁与司礼监达成合作同盟——例如万历首辅张居正冯保,就能高枕无忧。

  而这,无疑是朱瞻基精心设计的结果。

  三、权阉原来不读书

  再说“四大权阉”,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没有一个是内书堂出身。

  魏忠贤是半文盲,成年后才入宫;汪直是被阉割的幼童战俘,得宠是因为军事;刘瑾更是靠着依附其他太监才得以入宫,这三个人都没有在内书堂学习过,文化水平相当一般。而王振虽然有点墨水,但他进宫时,内书堂可能都还没成立。这几个流氓无赖无法无天,祸乱朝纲,与内书堂实在扯不上什么关系。

  相反,当我们再来看看明朝名声较好的“贤能”宦官,如怀恩、李芳、陈矩等人,他们是明史盖章认证的“贤者”,符合士大夫道德标杆,这些人可都是内书堂走出来的。

  有时候还真的不能不相信教育的影响力。

  内书堂的教育,相当注重对学员道德的培养,说白了就是“洗脑”。

  宦官们的学习教材中,有大量有关伦理道德、典章制度的内容。翰林院的老师们,也不会放过这个道德教育的机会。状元焦竑在内书堂教书时,就常常给学生们讲前朝宦官的故事,以史为鉴,警示宦官不可胡作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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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有内书堂教育经历的宦官,往往具有更高的修养。

  以万历年间的陈矩为例,他为人“平恕识大体”,管理司礼监和东厂期间,非但没有趁机作乱,反而还平反了不少冤狱,简直是一位恂恂儒者。而另一位司礼监太监怀恩,极力向明宪宗进谏不可废太子,最终保住了明孝宗的太子之位。

  由此看来,内书堂不仅不该为“权阉专权”背锅,反而还是一个提高宦官道德水平的好机构。明朝宦官作乱,不是因为作乱的宦官读书太多,恰恰是因为他们读书太少。这些大老粗因为没有什么道德上的束缚,所以在钻营权力上可以放开手脚,不择手段,取得皇帝的欢心。而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太监,就因为不够魏忠贤之流无耻,无法获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权力。

  以明朝的政治体系而论,为了巩固皇权,宦官参与政治,是皇帝的必然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宦官通过接受教育站在了风口,将知识文化作为晋升的阶梯,顺利成为皇帝约束文官士大夫的工具,也收获了超越前代的权力地位财富。

  如此复盘下来,明朝的太监真的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实践者,只是悄然被改变的,还有大明王朝的国运。

  有些历史细节推敲起来真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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