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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迟恭和成济都当了主人的枪手，都以下犯上杀了主人的敌人。但是，两人的结果却截然相反。尉迟恭进了凌烟阁，成了开国大功臣。而成济却被夷灭三族。那么，为什么两人的结果这么不一样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一、正当防卫与防卫不当。
尉迟恭当时杀李元吉是正当防卫。因为在玄武门政变的时候，首先是李元吉向李世民连射三箭。李世民没办法，只好回射一箭，没想到，这一箭“不小心”射到李建成身上，把李建成杀死了。然后李世民的战马受惊，李世民从马上摔下来，李元吉冲过来，用弓弦勒李世民，想把李世民勒死。在这种情况下，尉迟恭才射死了李元吉。可以说，尉迟恭虽然是以下犯上，但是他完全是正当防卫。
成济的情况不同。虽然曹髦确实是率领一队士兵向司马昭的府上冲去，并且已经冲到司马昭大门口。但是，曹髦并没有构成对司马昭的直接威胁，至少不是直接就会要司马昭的命。也就是说，成济虽然也是出于防卫才杀掉了曹髦。但是他明显是防卫不当。
正当防卫和防卫不当，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主子如何向天下人做出解释，如何给这个枪手开脱罪责的问题。李世民是很好给尉迟恭开脱的。毕竟如果那时候尉迟恭不出手，李元吉就很可能把李世民给杀死。但是司马昭是不好给成济开脱的。因为曹髦并没有对司马昭构成绝对的威胁。没有的情况下，就动手，怎么向天下人解释呢?
所以，司马昭不得不杀掉成济，而李世民完全可以把尉迟恭当功臣。
二、弑君与杀贼。
曹髦是皇帝。在古代，君王是有绝对权威的。就算君王残暴不仁，有什么重大的过错，也是不能杀的。杀了君王，就叫做弑君。这在整个古代，已经形成了公论。而且这也是整个古代皇权社会的价值基础。有个这个价值基础，整个皇权社会就能够保持稳定。没有这个价值基础，皇权社会就会出问题。所以，成济杀了皇帝，无论如何都是不能随便把他放过的。
尉迟恭杀李元吉不一样。李元吉并不是皇帝，他也就是一个一般的王爷。而且，因为李元吉反复“陷害谋杀”李世民，甚至直接向李世民射箭。这样一来，李元吉就不是什么王爷了，完全是“贼寇”。这一点，李世民在后来“修订”史书的时候，把它讲得很清楚。所以，尉迟恭杀李元吉，那就叫做杀贼。既然是杀贼，那就当然是功臣了。
三、揽责与推责。
两件事情发生以后，两个主人采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李世民是主动揽责。他并没有说尉迟恭杀得不对，而是说尉迟恭是为了保护自己，避免自己被“贼寇”伤害而采取的行动。总之，李世民虽然并没有说，这件事是自己吩咐尉迟恭做的(他也不能这样说，毕竟李元吉是他的兄弟)，但是他那样，相当于是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帮尉迟恭扛着。
而司马昭则极力推脱，说这件事自己不知情。自己当时在家里，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是成济自作主张干的事情。实际上，这件事是贾充怂恿成济干的，但是贾充不认账，司马昭也不追究，两人都一口咬定是成济自作主张，也就把责任推到成济头上，拿成济当垫背。总之，既然是成济自作主张干的，与自己无关，因此，就该对成济进行严肃处理。
四、成功与未成。
这个其实才是问题的关键。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最终是取得成功了的。既然成功了，李世民当皇帝了，基本上就不用考虑舆论的问题的，谁也不敢再说三道四。因为谁要是敢再说三道四，谁就会掉脑袋。
对于李世民来说，需要关心的问题，只是后人怎么说的问题。所以，只需要把史书修改好就可以了。就算李世民也在乎当下人怎么说，也不用着急，慢慢来处理。通过“贞观之治”以后，应该说，天下的舆论，都对李世民有利了。
而曹髦攻打司马昭，是司马昭没有料到的，因为并不是他主动发动的政变。对于他来说，那时候篡夺曹魏的天下，时机还不成熟。因此，这时候把曹髦杀掉，就闯大祸了。既然闯了大祸，就要考虑舆论因素。所以，司马昭必须找一个人来垫背，以堵住悠悠之口。而成济就成了垫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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