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下赫赫战功的左宗棠为何回京却要辞职呢?

  光绪七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回到北京。当年他是抬着棺材出征西北的,此时却是带着“光复河山”的光环回来的,京城里的百姓闹腾腾的,都要一睹左老爷子的风采。忽然有市民指着城里一座比紫禁城还高大的教堂说:“你们瞧好了,左大人一回京城,准得把这个洋玩意儿给拆了!”

  这条饱含民族主义激情和愤青情怀的传言,顿时在北京城里头传开,人们都纷纷断言此教堂的寿命延续到左大人进京为止。皇帝听到传言后,慌忙通过有关部门出面辟谣:木有此事。

  从这个小波澜可以看出老左一贯的为人风格:爱生事,到哪里都动静大,不让人消停。人还没进京城呢,就传言他要拆教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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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宗棠的确没消停。

  老左在地方干了这么大一票业务,又是69岁的人了,无论从功劳还是苦劳角度考虑,他都该歇歇了。老干部歇歇的最好方式,就是待在中央养老,当京官。从这一年二月开始,老左开始在军机处、总理衙门值班拿薪水。老同志德高望重,每天看看报纸,签个名,喝杯龙井,年轻的同事们让着点,老前辈含糊点,大家在办公室和睦相处,能有啥事呢?

  然而左宗棠居然把同事们闹得 “颇厌苦之”,纷纷叫嚷“跟左老爷子没法混了”,老左也做得不开心,以身体不适为由,要求办离休手续。

  大清帝国的大厦都歪成那样了,老左还算是个能支撑大厦的,他抽身一退,行吗?但也总不能让他和年轻的同志们在办公室里耗着,于是十月,年近古稀的老左又去了江苏当两江总督。

  是什么让他在部委办公室待不下去?人事的冲突。人事的冲突,往往是性格的冲突。

  老左的性格可不是一般的火爆,他严肃得不行,开不起玩笑,稍微犯着他,“必遭呵斥”。曾国藩是他的老战友,没有老曾,老左基本上就是一个事业编制的聘用干部而已。在左宗棠当年一头栽入人生的无底洞时,老曾帮他以四品的身份参加自己的湘军。然而老左在别人手下混,竟然又搞了个独立团出来,而且还偏不叫“湘军”,而叫“楚军”,有点李云龙的味道。

  尽管老曾对他有提携之恩,却因为具体的业务摩擦,两人很早就不搭话了。老左每次接见部属,一杯茶过后,说几句公事,就进入主题:骂曾国藩。他尤其喜欢当着曾国藩的老部下骂老曾。这些人当着老左的面不好发作,退下来之后就抱怨。

  曾国藩也许真的有值得骂的地方,然而同事们看的不是恩怨,而是风度,老左的风度显然不及老曾。此外,老左痛恨一个人,那是痛恨到对方死都不罢休。曾国藩去世了,左宗棠参加了追悼会,还送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元辅;攻金以砺,错玉以石,相期不负平生。”论贡献,咱没法跟你比;论关系,俺是刀来你是磨刀石,彼此摩擦,彼此进步。似乎老左对老曾释怀了,其实不然。

  老曾去世后,朝廷考虑要对老曾一生的业绩给个评语了。古代干部死后的荣誉,最难得的就是“文正”,当然还有“文忠”“文襄”之类的备选项。结果皇帝选了“文正”。

  左宗棠不依,也不管全体中央成员在场,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湘阴话就开骂了:“姓曾的小子居然也配得上文正?这什么世道啊!他都‘文正’了,那老子还岂不成‘武邪’啦。”

  老左直爽本没错,不过也要看场合,老战友评谥号就这么一回,他也不消停。用这种态度跟同事相处,肯定是混得满世界都是仇人。

  左宗棠是个光明磊落的民族英雄,人品没得说,然而,也不是没些小毛病。

  例如喜欢抢话筒。当年在湖南省政府当秘书的时候,湖南省长是骆秉章,有时候幕僚们一起开会,如果当时有麦克风,那麦克风一定是始终被拽在老左手里的。据传老左的表现是“慷慨论事,证据古今”,包括省长大人在内,基本上“静听而已”。不仅开会抢话筒,工作上也抢话筒,他一个做秘书的,把省长厅长的活全干了,“一切专擅”。有一次居然胆大包天,自己写一份文件,用省长的官印一盖,就发到中央去了。

  你抢人家的话筒,人家就抢你的性命,在官场混,话语权是最要紧的。老左后来差点被小人整死,幸亏咸丰还算清醒,明白老左不是个混办公室的人,而是带团队做业务的精英人才,就指示大臣肃顺:“这姓左的有能耐,别计较他做人的毛病,让他出去带兵吧。”又指示郭嵩焘:“你那个姓左的老友,都四十好几的人了,适当的时候放这小子出来干一干。”领导英明,让脾气暴躁的老左保住了命,又逮着了干事业的机会。

  老左还有一个毛病:喜欢吹嘘成绩。

  老左最大的成绩在如今看来当然是收复新疆。历史记得清楚,人民记得清楚,他老人家自己也记得很清楚,因此“好自誉其西陲功绩,每见人刺刺不休”。有一回,江苏官员潘季玉向他汇报工作,还没开口,老左就开始回顾他收复新疆的光辉历程,讲到日上三竿,侍卫上茶,老左一声“送客”,把潘干部打发走了。第二天,第三天,还是如此,潘干部净是听左老爷子讲收复新疆的英模报告,自己的工作汇报基本上就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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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次,李鸿章写了份关于加强大清帝国海防建设的报告,出于尊重,拿给左宗棠过目。老左翻了一页,讲了几句海防,马上扯到西边国防,文件也不看了,光顾着给大伙讲新疆的战斗事迹,讲得“拍案大笑,声震旁室”,一天下来,就看了一页。第二天继续,又看了一页,还是憋不住讲新疆,讲到听众们昏昏欲睡,“皆支颐欲卧”,文件再没翻到第三页。

  要说老左为什么这么强悍,还得说到科举考试。和年纪轻轻就步入中高层领导岗位的曾国藩不同,左宗棠当年三次会试都没入进士这个圈。老进不了精英阶层的人容易变愤青。考场官场不得意的人,很喜欢给自己鼓劲,生怕被别人瞧不起,因此左宗棠喜欢说出格的话。在长期逆境下,左宗棠的性格被磨砺得相当强势,容不得别人侮辱和蔑视。其实,他心理有时很脆弱,到40岁时,他连个副科级都不是,不免对家里人吐露:唉,看来我得像姜子牙那样被万岁爷梦到,才能有幸出头了。所以,当他成为湖南巡抚幕僚时,那种专断的工作作风,其实是饱含已久的工作热情的发泄。

  当然,老左本来就是愤青性格,他对于列强的态度就是“锋颖凛凛向敌矣”。因此,晚清的愤青都是以左宗棠为老大和偶像的,舆论都站在他这一边。

  老左不看列强的脸色,列强倒是很在乎他的脸色。老左巡视吴淞口,经过上海时,西方各国马上为其竖起龙旗,还鸣炮欢迎,一路上迎接引导,既殷勤又谨慎。

  既然是愤青性格,对敌人必定像秋风般无情,若要他对办公室同事忽然换副嘴脸,像春风般温暖,这个急拐弯有技术难度,老左做不到啊!更何况,老左与这些同事战友极有可能存在路线上、工作模式上的差异:例如主张放弃新疆的李鸿章,例如在外交上主张“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和节”的曾国藩。

  他的性格缺陷是“好自矜伐”、骄傲、喜欢夸耀,不过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有那么一个强势的人物,替我们的民族出来骄傲夸耀一番,也算是给当时积贫积弱的晚清帝国补补钙吧。这样的值得起立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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