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二年(743年)，新近受到唐玄宗宠信的御史中丞张倚的儿子张奭参加官员选拔。负责选官工作的两名吏部侍郎想要讨好张倚，便在考核中做了手脚。这次被提拔任命的总共有64人，按照成绩优劣，张奭名列第一。这样一来，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张奭向来不读书求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他根本不可能考第一。
如果只是参选人员互相议论，可能这件事就会被吏部压下去，就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偏巧，这件事被一个叫做苏孝愠的人知道了。苏孝愠曾经做过范阳郡的蓟县县令，他在政治上依附于当地的军事将领安禄山，安禄山对苏孝愠也非常信任，把他视为自己人。朝廷上出了这样的事情，苏孝愠自然将此事汇报给了安禄山。
安禄山觉得事关重大，便将这一情况奏报给唐玄宗。唐玄宗不好直接查问此事，便召见这些刚刚被任命的官员，当场对他们进行了一场“加试”。结果，通过“加试”的不到十分之一。最丢脸的要数张奭，他拿着试卷手足无措，竟没有写出一个字，最后只好交了白卷。
合格率不到十分之一，第一名答不出题，这样哭笑不得的结果，让唐玄宗勃然大怒。他将主管选官的两名吏部侍郎贬为太守，又将张倚贬官，并下了一道敕书对他们进行严责。
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安禄山要将选官舞弊之事上奏给唐玄宗?
此时的安禄山，只不过是唐朝的平卢节度使，虽然受到唐玄宗的青睐，但权位不稳、势力不大，因此他揭发舞弊的这个举动不可看作是“居心叵测”，也不会是借机打击权势正盛的李林甫。显然，安禄山是想以正义的形象出现，借此举表示对唐玄宗的忠诚。
不过，安禄山这次也有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唐玄宗处理此事的做法，让他看清了朝廷的虚实。
自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以来，随着唐玄宗期盼已久的“盛世”的出现，科举出身的士子以及各类机构中的临时性工作人员大幅度增加。对此，朝廷本应调整官员结构，要么进行分流，要么扩大官员队伍特别是中级官员队伍，让日益增加的候任人员有升迁的可能，可是朝廷对此一直没有拿出特别有效的应对策略。与此同时，开元中后期李林甫等人把持朝政，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官员的任命。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行贿成为开元中后期官员升迁的必备砝码。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肥缺者未必感恩，未获美任者必怀怨恨。每年都是怨恨者多而得意者少，不满情绪不断积聚，到天宝二年的官场舞弊案，就有了一次小规模的爆发。
然而，朝廷上下并没有认识到“盛世”背后潜藏着的种种危机。对于这次的官场舞弊案，唐玄宗在舆论哗然之际只是将几个涉案官员处置了事，并没有将此事彻查到底。唐玄宗做出处理决定后，当初那些愤愤不平的参选者也没有对此表示非议。而朝廷众官员中，也没有谁继续反思产生这一案件的深层原因。这一切都表明，君臣对国事的轻视已经到了得过且过的程度。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安禄山摸清了朝廷的虚实，开始了他的“表演”。此后他常在唐玄宗面前表忠心，以此骗取唐玄宗的重用，终于做到范阳、平卢、河东三道节度使。同样，他专制一方的局面也没有引起唐玄宗和官员们的特别担心，就如同选官舞弊没有引起唐玄宗和参选者的持续关注一样。到了最后，“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所有人才如梦方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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