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于官员的法度还是比较严的，别的不讲，单守土有责一项就挺要命的。闹太平军的时候，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做安徽巡抚，城破而未殉节，有失土之责，慈禧太后看在其父是同治皇帝师傅的分上，未加追究。但曾国藩却死咬不放，接二连三指使李鸿章上奏，硬是把翁同书流放了才算罢休。若是没有靠山的，基本上早早就准备好了毒药，先把老婆孩子打发走，城一破，就吞药自尽，给自己的儿子留个“烈士之子”待遇，为的是在功名和仕途上有诸多的优待。
但是，这样的法度与皇帝本人没有干系。晚清时节，皇帝一共跑路两次，谁也不敢说半点不是。
武昌起义爆发，当时的湖广总督瑞澂很不争气，那边楚望台的炮一响，瑞澂就在后花园挖了个狗洞，一溜烟跑到楚豫号兵舰上，给下属树了一个随时可以溜号的榜样。当然，余下的人也就没有斗志了，一夜之间，武昌易色。
对于这样的人，朝廷给的处分是革职留任，要他把丢了的武昌夺回来。按清朝惯例，如果瑞澂后面表现稍微好一点，位子一般是可以保住的。可瑞澂无所作为，不仅没有拿回武昌，反而祸延全国，把大清江山活生生给丢了。所以，后来的遗老遗少们很是气愤，说当时内阁总理大臣的奕劻力主从严惩治瑞澂，但隆裕太后不肯，让瑞澂捡了便宜。
其实，这个说法毫无根据。就当时而言，朝廷只能这样处理。因为瑞澂虽然摆了一个要跑的架势，但毕竟没离开武昌江面，严格来讲，还不能说他是逃走。起义事起仓促，朝廷调兵不及，让瑞澂戴罪立功，也不算过分。这样的事，在清朝一直都有先例。况且，在满族官员里，瑞澂一直有能吏之名。后来陆军大臣荫昌率兵南下平叛，连湖北境内都不敢进，而把司令部设在河南的信阳。
官员的弃城叫逃，皇帝弃城就不是逃，甚至连这样的概念都不会有。君臣之间，相隔犹若天壤，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岂可适用一种评判尺度?官员守土有责，是因为他们要对君主负责，丢了君主的城土，当然要被杀头治罪。
那么，君主对谁负责呢?理论上要对自己的祖宗负责，但祖宗已经成了牌位，成了影像，所以皇帝怕死想逃，逃就是了。虽然清朝皇帝的第二次弃城，倒未必是皇帝的主意，还有消息说他倒是想留下来，但真正的当家人慈禧太后不允许，他还是得逃。逃走了的皇帝，连祖宗的影像以及牌位都给丢了，哪还去管祖宗的脸面!第一次逃跑的咸丰皇帝，听说圆明园被焚抢，哭天抢地，让大臣偷偷回去找一下留在园子里的先帝影像。大臣找倒是找到了几张，但已经被践踏得不成样子，怎敢这样拿回去复命，只好一把火给烧了，回去蒙皇帝，说是都烧光了。
到了官员弃城逃走，皇帝都无力进行惩治之时，皇家的天下也就塌了。所以说，太平天国时遍地烽火，大半个中国都丢了，但清朝能缓过来;可辛亥革命时，革命的地方还没太平天国多，清朝却非完不可。严格地讲，君主专制体制就是一个没人负责的制度。家天下，貌似是皇帝一家的天下，但有的士大夫并不真的认这个账。有时，为天下苍生计，需要抛弃这个富有海内的皇帝。刻意保皇的人，都为皇帝一人负责，可一旦皇帝自己都不想负责了，也就没人负责了。其实历朝历代，当皇帝感觉江山已经不是他们家的时候，这种不负责任就会表现出来。而当时的体制，还真是没法追究这样的逃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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