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九年(1859年)，年近花甲的张集馨终于撞了大运，升任福建布政使。时任闽浙总督的庆端是“根正苗红”的满洲镶黄旗人，没等张集馨到任就公开表示不欢迎他，阴阳怪气地说：“福建怎能容下如此排场的布政使，他又如何看得起我这个上司?等他来了，必须仔细察看一番才能将官印交给他。”
不仅如此，庆端还说：“如果我们实在难以相处，我就告病请辞，把官位让给他。”大有“一山不容二虎”的架势。但他们以前并无交集，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那他为何如此排斥张集馨呢?原来，张集馨任甘肃布政使时就因不收贿赂、不懂逢迎而被一众同僚视为另类，甚至被排挤出局。这样的名声传开，在“无官不贪”的大背景下，庆端自然不待见他。
其实张集馨并非海瑞那种“一望到底”的绝对清官，有时也会向官场潜规则妥协。比如他每次离京赴任时，都会给京官们送上一份“别敬”，上下打点至少要花一万多两银子。而他的俸禄并不高，这些银子只能来自灰色收入。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懂事的人”，仍被上司欺压、同事排挤，可见当时贪官的胃口大到什么程度。
在福建待了几年，张集馨几乎被架空了，不由感叹：“余欲力持公道，无奈孤掌难鸣，且群小构成一局，正人君子亦不能出其范围，余又不能独当一面，徒觉掣肘耳!”最终，颇有才干的张集馨一事无成，于1865年被革职，黯然离开官场。
与他相反，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员往往混得风生水起。比如曾排挤张集馨的兰州道员和祥，没读过几年书，还因克扣军饷而受处分，但他是甘肃总督乐斌的门生，对乐斌极尽阿谀奉承，每逢“三节两寿”必送厚礼，所以顺利打入乐斌的小圈子。
乐斌对和祥极为关照，派他管理钱局事务。清朝的钱局相当于现在的印钞机构，自然是个“富得流油”的理想单位。和祥混在其中吃拿卡要，赚得盆满钵满，后又不断升迁，成了官场上炙手可热的人物。
庆亲王奕劻跟和祥一样，也是不学无术、贪得无厌之人。尤其在受到慈禧宠信后，他的官越做越大，捞的钱也越来越多。
奕劻曾公开“卖官”，当时很多著名人物都是他的“客户”，比如段芝贵花10万两银子买了黑龙江巡抚一职、盛宣怀花30万两银子买了邮传部尚书一职。奕劻还恬不知耻地号称“细大不捐”，简单来说就是大钱不怕多、小钱不嫌少，连门子收个“门敬”他都要瓜分一些。
奕劻因此聚敛了巨额财富，在英国的《泰晤士报》上也留有大名，驻华记者披露他在外国银行的存款高达712.5万英镑。他虽屡遭弹劾，但依然青云直上。有人对此颇有微词，慈禧便对他们说：“奕劻干的勾当我能不清楚吗?但看来看去，还是觉得他最贴心。”当“贴心”成为官员晋升的资本，大家都不干实事而争相逢迎上司，官场的风气怎能不败坏呢?
随着“劣币驱逐良币”的荒诞剧目不断上演，大清终于从根烂起，开始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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