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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在宋朝，表现的尤为明显，这那个时代除了积贫积弱、宋词之外的，最有特色的关键词。
整个宋代的党争，给这个帝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是负面的。党争带来了帝国内政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带来了知识分子阶层的颓靡与堕落，宋朝在党争中耗尽了帝国的元气，以至于“宋人议论未定，而金人已渡河”。
但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绝不缺乏党争带来的深刻教训，晚唐牛李党争造成的国家悲剧仿佛近在眼前，宋朝的统治者应该心有余悸，理应该在制度上入手，限制甚至是消除党争现象的出现，以最大程度保证帝国与君权的运行秩序。但从北宋到南宋，除了宋太祖一朝没有出现党争之外，有宋一代，党争现象延续不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到了南宋演变成大规模的主战派与议和派的党争，导致整个世风日下，南宋灭亡。
在此之后，党争的范围逐渐扩大，从对外政策到帝国内部的改革问题，都被作为党争的议题，特别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构成了宋朝党争的主要内容。宋仁宗时代的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改革派，与保守势力为代表的夏竦，展开了激烈的对攻，欧阳修还专门写了《朋党论》，从理论上阐述君子党与小人党的区别。
宋神宗、宋哲宗时代，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展开了大规模的党争。新党得势，将旧党全部驱除出朝廷;旧党得势就尽废新法，将新党一网打尽，以至出现了“元祐更化”。宋哲宗上台，新党得势，又将旧党势力逐出朝廷。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比较中立的蜀党领袖苏东坡一派，也被越贬越远。
北宋南渡之后，围绕着主战还是主和的问题，形成了高宗秦桧集团与整个主战派之争。
事实上，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并不提倡结党。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意思是说，君子不结党，小人才结党。防范大臣结党，也是历代帝王的重要任务。宋太祖对形成朋党大有戒心，但为什么宋朝的党争不仅没有消失，还愈演愈烈呢?
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也许能给我们提供答案，而这个细节，正是宋朝建立之后制定的祖宗之法，也反映了宋朝统治者的阴暗心理——这正是法家韩非子所提倡的君主驭下之术。
宋真宗时期，四川人王钦若出任宰相之后，真宗又把非歧视南方人、与王钦若派系不同、政见不和的寇准任命为宰相。有人对此表示不理解，宋真宗直接说破，“且要各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异论相搅”的内容与用意，说白了，就是皇帝要有意地挑动群众斗群众，让政见相左、各不相容乃至怀有宿怨的大臣共处一朝，使之天天吵架打架甚至以命相博，以便达到消除在帝国内部任何潜在威胁的目的。而“异论相搅”，正是与文人治国一样，是宋朝的祖宗之法。也就是说，党争固然不为统治者所乐见，但统治者采取的鼓励放任各派大臣互相攻击牵制的做法，是宋朝出现党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本来宋朝有南方人不能做宰相的传统，但是在南方经济文化获得突飞猛进发展之后，南方人做宰相的越来越多了。被寇准看不起的四川人王钦若，如主张变法的江西人王安石，一生悠游富贵的宰相词人晏殊等，斗做过帝国的宰相。
但南方人整体的政治待遇仍然不高，在南方人眼里，北方人政治上的待遇比自己优厚，而在北人眼中，则是南人在政治上势力日广，威胁在增大。因此，相对位于底层的南方人求变，而相对属于中产阶级的北方人求稳，所以，在变法派中，南方人士居多，北方人士为少;保守派中，北方人士居多，南方人士为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之争，事实上就是南方与北方的观念之争。
形成党争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宋朝科举考试规模的扩大。在宋太祖一代，每一届科举考试录取人数不过几十人，而到了宋太宗一代，科举考试的规模越来越大，每一届录取的进士多达上千人。而这些同一年考取的进士，因为是同学关系，自然容易形成亲密的关系，进而形成同党。
宋太祖虽然禁止举子与知贡举者以“座主”、“门生”相称，但并没有禁止同榜进士以“同年”相称，而且还恢复了唐代“曲江宴饮，雁塔留名”的传统，让新科进士得以订同年之谊。新科进士们除了登科后举行集会外，还编印通讯录，在进入权力系统之后，互相以诗文相会，把酒言欢，没事搞个同学会，提拔一对是一对，这种同年进士诗酒文会的风俗，从北宋初延续到南宋末，一直到到现在，历久弥新。
党争，既有皇帝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主观原因，也有南北方文化的冲突、科举考试规模扩大等客观原因，这与帝国的统治者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但在制度设计上的漏洞，让党争一直是帝国一道惨烈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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