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高度重视灾荒，下令采取诸多措施，为何明朝仍重蹈元朝覆辙?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灾荒多发，自秦统一天下以来，历代史料史籍大都将王朝覆灭归结于频繁天灾，而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权不断更迭，“皇帝轮流坐”政治局面与王朝兴衰治乱周期律的背后，其实有着众多的社会原因，而这些原因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好坏是左右政治天平的决定性砝码。历朝历代中，对此问题以明朝的兴亡最具代表性，朱明王朝兴于饥荒亦毁于饥荒，终究没有摆脱中国古代王朝兴替的荒政死结。

　　据《元史》所载，在元王朝不足百年的历史中，光是各种大小自然灾害就有513次，尤其是元朝末年，各地大面积持续的严重饥荒与地方政府救助失序，使得民怨与民乱无穷止境，最终颠覆了蒙元统治。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身处大都的蒙元统治者对于各地因严重灾荒所造成民心崩溃危机局面，已是无能为力，他们深知“所在盗起，盖由岁饥民贫”。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颍州刘福通起事，辩称虽“明知王法”但“饥饿难当”，不得不揭竿而起，反抗蒙元暴政，以红巾军为主力的饥民暴乱由此兴起，此后十余年，农民起义愈演愈烈，逐渐摧毁了蒙元帝国。在长期的大饥荒中侥幸活命的乞食者朱重八，在应好友汤和邀请参加郭子兴的义军之后，从众多起义军首领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又一个强大统一王朝——明王朝的开国之君。出身低微、有着耻于言表的乞讨经历的朱元璋，可以说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都更要关心底层百姓的吃饭问题，他继位后就特别关注荒政，其后的数代明帝许是有着类似感受与认知，同样注重荒政问题，所以明初时期，荒政问题相对于整个明朝历史并没有太大突出，解决得较好。

　　明太祖朱元璋荒政思想及措施

　　所谓荒政，即赈济灾民以维持政权统治的政策。由于从元朝至清末，中国均处于第四次小冰河期，因此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三十余年里与元末相似，天下灾报频传，各地灾情其实并没有随着王朝的更迭而有所缓解。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享年71岁，其驾崩弥留之际仍不忘叮嘱继位者筹办荒政。作为一位封建帝王，早年长期饱受饥贫折磨的朱元璋毫无疑问是中国封建史上对灾荒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认识最深刻的皇帝，他在洪武九年(公元1367年)曾说过这样一席话：

　　“朕即位九载，每度四时，虑恐失序而不调，独劳思于甚者，春夏秋三季当为切虑……盖春夏秋三时皆生长结实之际，不可不均调其时。设若反常道而生变，则殃及庶民，君受祸矣。祸自何来?来必有源，所以源者何?天下无收则民少食，民少食则将变焉。变则天下盗起，虽王纲不约，致恃强凌弱、众暴寡、豪杰生焉。自此或君移位，而民更生有之……所以读听之间，不觉毛发悚然而立，惊畏如是，为此也。”

　　大意就是，朱元璋认为自己御极九年以来，每年都在害怕因时节不调而引发灾害饥荒，灾荒一旦爆发又会祸及庶民百姓，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致使统治不稳，天下大乱，每每念及此处便惊恐不已，当为告诫警惕。为此，朱元璋在各地爆发灾荒时，往往不遗余力地推行救荒措施，甚至还“召天下老人至京，随朝因命。择其可用者使钞往各处，同所在老人籴谷为备。”为了积极救灾，朱元璋还重视发动民间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召集有经验长者与各地名望乡贤一起，参与推行备荒仓储事务。

　　朱元璋在位期间，为避免明朝亡于荒政，制定了一系列系统完备的制度措施，从大力推动发展农业生产、兴修农田水利培植用以提高国家备荒的实力基础、建立健全仓储制度、强化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诸职司部门官吏监控灾荒机制、细化明确各级赈济工作程序、严格监督赈济官吏是否忠于职守到创立完备荒政法规律令等，无不表明朱元璋的荒政思想深度与实践水准超过了以往历代帝王。

　　这恰恰是决定明世宗嘉靖帝以前明朝社会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根本因素。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一旦爆发严重的自然灾情，势必会迅速蔓延从而造成伤害饥民身体与社会机体运转的不可估量程度的灾难性后果。明太祖朱元璋认为灾势如水火，及时救赈是重中之重，所以在登基伊始就下诏：“令水旱去处，不拘时限，从实踏勘实灾，税粮即与免。”倡导地方官员无论何时救灾，都要脚踏实地，前往灾情发生地进行实地检查，确认灾情无误后就通过“蠲免”的方式免除受灾地区的赋税钱粮。

　　洪武十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处斩因“拘时限”而延误救荒最佳时机的钦差赵乾，朱元璋所倡导的“不拘时限”的荒政理念，无疑具有将既往荒政思想提高至一个新的历史层面的重要意义，封建王朝政府的民生管理职能因此有新的突显。而朱元璋意在通过发展生产、增强粮食储备与进行建设防范旱涝等灾害的诸多工程，虽然加大了普通民众的劳役负担，但最终对于庶民百姓终归是大有益处，不过即使是今天也没有一项政策能够尽善尽美，封建制时代的管理政策更是如此。

　　明朝荒政策略的废弛与失败

　　由于封建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决定了朱元璋的荒政理想不能尽数实现，因此在明朝中期以后，社会各种矛盾逐渐凸显，面对国家各方面的弊病，统治者实行荒政及时救灾的效率也就大打折扣。事实上，据史书所载“自洪武以后，有司杂务日繁，前项便民之事，率无暇及。该部虽有行移，亦皆视为具文。是以一遇水旱饥荒，民无所赖，官无所措，公私交窘……况闻今南方官仓储谷，十处九空，甚者谷既全无，仓亦不存。”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定的一系列救民安世良策，最终(yǔ)败至此，其原因无非在于“皆乡之土豪大户侵盗私用”，“有以为私己池塘养鱼者，有陻塞为私田耕种者”，“其滨江近河圩田堤岸，岁久坍塌，一遇水涨，渰没田禾。及闸坝蓄池水利去处或有损坏，皆为农患。”

　　这是杨士奇上书建文帝，讲述太祖荒政之败坏的缘由，要知道此时距离朱元璋驾崩不过数年，各级政府就已对荒政监查失控，相关储备也流失透支，朱元璋三十余载辛苦经营的成果几近废弛，由此不难看出，封建时代国家的荒政体制与运作系统极其脆弱，荒政最终还是成为了大明王朝承担不起的厚重包袱，从而又颠覆了一个统一王朝。大明王朝在其统治的276年，各种大小自然灾害达1011次，从数据比例看，似乎比元朝要少，实际不然——自明武宗以后，几乎是“无岁不告灾伤，一灾动连数省”。

　　天启和崇祯年间更是荒象频现，“流移满道，千里而内，十室九空……流民死者已众，未死者亦终死，其可幸无死者，独强悍无良之辈耳。”明朝最后的那几年，灾荒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南北俱大荒……死人弃，盈河塞路。”明帝国最终还是重蹈了蒙元覆辙，被天下饥民的恨海怒涛淹没，由李自成率领的豫、晋、陕、鲁、冀诸省百余万饥民与数十万起义军纷纷涌入北京，向明廷讨要说法，愧对祖宗社稷的崇祯帝朱由检见大势已去，登山皇宫以北的煤山，以发覆面自缢殉国。

　　结语

　　中国历代荒政思想家认为对于荒政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应当是“未荒也，预有以待之;将荒也，先有以计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可惜，这只能是人们理想化的期望，终究是难以成为现实，封建时期国家社会何以待“未荒”?又以何种程度的“预有”待未荒?到了大型灾荒真正来临之时，政府救济往往只是杯水车薪，而且永远姗姗来迟，难见成效，民生受到灾荒打击，产生严重的社会危害难以避免。

　　主要靠粮食数量支撑的封建王朝，面对贫瘠的土地、有限的单产、过剩增殖的人口，其物资基础无疑会显得单薄软弱，而一姓国家政权所有者与其最高利益集团，实行荒政的核心终归还是牧民的政治需要，即“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即使朱元璋等封建君主对此认识足够深刻，但迫于时代与生产力局限性，也是无可奈何，而明末统治者昏聩怠政，自行废弛荒政，朱明王朝会重蹈前代覆辙命运，最终衰败覆灭，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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