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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刘彻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决定影响了后世几千年，直到如今，我们的生活依旧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这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因为从那时开始，中华帝国开始有了自己恒定的核心价值，开始有了一个完整的国家意识形态。可如果站在汉武帝的角度，那这个决定做得却并不容易，因为在他之前的汉朝统治者，几乎都不大看好儒家学说，刘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据说汉高祖刘邦只要一看见儒生，就忍不住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汉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却更加看好黄老学说，对于儒生几乎是不屑一顾，甚至于将一位名叫辕固的儒生扔到猪圈里去与猪搏斗。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汉武帝做下独尊儒术这个决定，甚至可以说是忤逆了他祖母的意愿，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呢?

　　陈道明饰演的汉高祖刘邦

　　一、秦制与秦政的教训

　　严格来说，在秦始皇之前，中国的土地上，从未出现过绝对权力的存在，直到秦国一统天下建立秦朝，混乱的时代才得以终结。统一，对于一个掌权者来说，真正的统一从来都不只是统一土地，更要统一规矩，统一民心，这也是秦始皇嬴政在建立秦朝后的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与目标。秦朝的政治与制度一直都受法家影响，商鞅变法为曾经弱小的秦国带来大量的粮食与军力，使其得以在战乱时期雄霸一方甚至到后来的统一，可是当天下太平，法家学说的弊端也开始逐步展现。

　　法家重罚，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以重刑来治理国家，对轻罪实以重罚，重罪加以株连。重刑重罚让地方百姓的生活压力成倍剧增，人民心中有怨，以至于后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地方百姓起义，竟能数日之内号召千余周边人响应，最后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形成多方割据，诸王并起的情形。这里面固然有秦二世昏庸的原因，但不合适制度与政治所带来的弊端也被展现的一目了然。正是因为如此，在和平年代选择一个相对和平的制度与政策就显得十分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思想，必须跟上时代与背景。

　　秦朝末年地方起义盛行

　　二、文景之治所带来的经济基础与社会背景

　　不得不说，汉文帝与汉景帝统治下的帝国，确实就相对和平，其实在汉武帝之前，汉朝的历代统治者都不是某一派学说的亲睐者，他们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派的学说确立君臣名分，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张治国，选择以老子那般清净的方式主理，可谓是糅合了诸家思想，只是更多的，用得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七年楚汉战争给这个国家与百姓带来了太多压力，高祖刘邦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又屡屡失利，劳民伤财，这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城池毁灭，良田荒芜，所存户口不足十之三四，就连皇帝的专属座驾，都配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文武大臣更是只能做牛车，这样的国家，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是休息。

　　于是，从汉高祖开始，到汉景帝，五十余年的时间里，历经四位皇帝，他们所做的都是在遵从黄老学说中的力求清净，没有了战乱，没有了酷刑，底层百姓的生活开始归于平静，土地开始得以开垦，城池得以重建，国家经济开始稳步提升，到文景时期，国库里已是堆满了钱粮，此时的环境与之前已经大不相同了，从开始的只能骑牛羊出门到上流社会如果只有母马可骑，都觉得丢人现眼了。然而清静无为的思想尽管为国家带来的繁荣，造福了百姓但也从另一方面造福了一些心思不纯的人。

　　汉景帝刘启

　　三、长期的无为带来国家思想政治的混乱

　　没有了法家的严刑酷法，管理层又奉行清静无为，国家对于地方的约束就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了，失去了约束，为了能让自家的学说得以发扬，得以立足，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开始自处摇唇鼓舌，甚至于散播谣言，而这里面以法家与纵横家最为猖獗，法家学说的支持者认为国家的管理能力不足，军队的纪律涣散，从而导致地区的言论不统一，地区的诸侯不归心，因此四处三波学说，希望得到重视，使得法家学说的地位得以回到从前，一时之间，支持者无数，可这不是最令汉武帝担心的，最令他担心的是那些纵横家。

　　纵横家是一个独特的谋士群体，所谓合纵连横战术在春秋时期也是大放光彩，但这是一个只适用于战乱时期的学说，天下大乱之时，有勇者可大放异彩，有勇有谋者可争夺天下，纵横是这个谋，甚至可以说是乱世的解药，但当天下笃定，和平时期之时，这个学派的存在反而变成一种风险，何出此言呢?因为可以合纵连横的，不只有混乱时期的王，还可以是和平时期的王。同样的道理，诸侯有勇可逆乱，有勇有谋则有可能天下易主，这绝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愿意看见的，所以要想做到真正的解除内忧，还得先统一人心，当然，是完全属于他个人，属于天子的人心。

　　汉武帝刘彻

　　四、地方割据势力隐患开始出现

　　刘邦建立的汉朝实行的"郡国并行制"，说白了，就是又有郡县又有诸侯，这里面固然有刘邦自己本身的认知问题，但更多的还是要犒劳他当初一起追随他打天下的人，以此笼络人心。郡国并行制的弊端与分封制一样，诸侯王被分封到各地，几乎无人可以对其进行约束，加上汉初奉行清静无为的政治体系令这些诸侯王可以肆无忌惮的发展自己的实力，当诸侯王的实力开始逐渐强大，中央对其的威慑力就开始逐渐变小。

　　早在景帝时期，诸侯王的问题就开始出现，所以当时的御史大夫晁错就建议汉景帝削弱地方诸侯的力量，汉景帝采取了晁错的《削藩策》，先后下诏削夺楚，赵等诸侯国的封地，此举当然引发了各路诸侯的不满，也就有了之后的"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在三个月内就被平定了，时间很短，但过程却并不轻松，当时的汉景帝甚至诛杀了想出削藩之策的晁错，意图抚平各路诸侯王的怒火，可七国联军反倒因此认为这是汉景帝软弱无能的表现，愈发嚣张。景帝无奈最终只得出兵平乱。

　　七国之乱的平叛让各路诸侯的实力被大量削弱，使得其短时间内再无威胁中央的实力，但这，只是短时间内，并不是永久，要想大汉帝国永远屹立不倒，首先要解决的，必然是内忧，无论是法家还是纵横家，都是这些忧虑开始的关键。太多对于中央的不良言论只会加剧地方的不满，而太多思想的涌入则有可能从另一方面变向提升诸侯国的力量，这是汉武帝所不能容忍的，因为他要的，是一个完全由他统治的天下，是一个完全由他掌握的思想。

　　七国之乱

　　五、一人奠基一人发扬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儒学，指的是，新儒学。说到新儒学，我们不得不提两个人，一个叫叔孙通，另一个叫董仲舒。叔孙通最早是秦朝的官员，此人为人处世相对圆滑，不同于许多传统的儒生，因为在秦朝宫殿中颇具争议。秦朝末年天下大乱之时，他转身就跟随了刘邦，直到后来刘邦称帝，叔孙通才开始拿出他儒家学说的一面，他制定的宫殿礼仪第一次让刘邦彻彻底底的感受到了当皇帝的感觉。刘邦此人草莽出身，起义之初为了笼络人心也没少受委屈，如今大事已成，叔孙通成为了让他开始享受皇帝快感的头号人物，这让原本对儒生不屑一顾的刘邦开始慢慢转变了态度，叔孙通也因此得以让他的一百多位门生踏入宫殿，让儒家学说步入朝堂，那么，叔孙通对于儒家的改变在哪里呢?

　　在服务对象上。

　　传统儒学大多服务于平民百姓或是诸侯国管理层，可叔孙通很清楚的是，时代变了，那么人也得变，他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帝国的管理真正意义上接受儒学，学习儒学，当然，他成功，他奠定了这个基础，所以，他的接班人来了，那就是董仲舒。

　　如果说叔孙通是新儒学的奠基人，那么董仲舒就是新儒学的发扬者。董仲舒的做法就是教育，在刘邦的时代，不论儒生的表现如何优异，都还不可能让刘邦将辛辛苦苦打下的帝国交予一堆儒学家管理，这不是刘邦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当时整个汉朝管理层的想法，叔孙通令汉朝的高管接受了儒学，董仲舒则是要把儒生变成汉朝的高管。所以，他设立太学，成为当时唯一的最高学府，从这座学院里走出来的人，可以成为皇帝身边的顾问，可以进入国家管理层，久而久之，汉庭上下，遍布儒学而此时此刻其他派的学说或受政治原因，或受自然因素，被一一罢黜，即使皇帝不同意，这片天空之下影响力最大的学说也只能是儒学。

　　叔孙通

　　六、新儒学并非个人的思想，而是时代的产物，因此也是时代的选择

　　之所以被称之为新儒学，更多的原因还是因为不论是叔孙通，公孙弘还是董仲舒，他们都是传统儒学下的门生，新儒学出自他们之手，自然还是要顶着儒学之名，但其实相对于旧儒学来说，新儒学的进化，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

　　他吸收了法家对于法学的理解，却又摒弃了法家重罚的特性，他沿袭的道家学说对于上天的认知，却又放弃了对无为行径的，他提出了"大一统"的思想完美的适应了统治者的需求，他并不只属于儒学，他属于那个时代之下所有的学说，他汲取了百家之所长，摒弃了百家之所短，可以说，至少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新儒学是最全面也是最符合汉武帝想法的学说，这也是汉武帝为何在与董仲舒彻谈之后欣喜万分的原因，他将皇权神化，让人民信仰的不再是法律不再是上天，而是皇权，他让一个国家万民归心，从而走向强盛。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千年之后，儒学不断改变，不断进步，却一直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生生不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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