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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被后金占领以后，河西军民十分惊恐，纷纷逃亡，“自塔山至闻阳二百余里，烟火断绝”。得知辽、沈失陷，京师大震，九门昼闭，实行戒严。这时，明朝的当权者又想起了熊廷弼，大学士刘一爆说：“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明熹宗朱由校也说：“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袁应泰一战而败，将祖宗百战封疆袖手与人。”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明朝政府又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
王化贞“为人骏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他不顾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一味主张进攻后金，收复辽沈。熊廷弼仍主张积极防御，“议三方布置，增登、莱、津门兵，而重兵屯山海关，待各镇兵马大集，登、莱策应齐备，然后三方大举并进”这样便出现了“经抚不和”,“化贞欲战，廷弼欲守”,“二人议论，遂成水火”。适于其时，王化贞部将毛文龙收复了镇江(今辽宁丹东)。“化贞自谓发踪奇功”,即向朝廷奏捷。
明朝的昏聩君臣，不吸取萨尔浒和辽沈战役的教训，“举朝大喜，亟命登、莱、天津发水师二万应文龙，化贞督广宁兵四万进据河上，合蒙古军乘机进取，而廷弼居中节制”。但因经抚不和，互相观望而未曾进兵。当时，投靠阉党的兵部尚书张鹤鸣与王化贞沆瀣一气，偏袒巡抚。
王化贞“所奏请无不从，令无受廷弱节度”。而熊廷弼所奏请则“事多齟龉”。熊廷虽名为经略，实权却掌握在王化贞手中。王化贞驻于广宁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出关后屯驻于右屯，只有士兵五千人。王化贞因得张鹤鸣的奥援，气焰十分嚣张，一意孤行，钻人入后金所设的圈套。他轻信原来投降后金的李永芳会作内应，还以为蒙古部的虎墩兔会发援兵四十万帮助明朝进攻后金，“遂欲以不战取全胜”,“一切士马、甲仗、糗粮、营垒俱不问，务为大言罔中朝”。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王化贞上疏说：
愿以六万兵进战，一举荡平。臣不敢贪天功，但愿从征将士厚加赏赉，辽民赐复十年，海内除去加饷，而臣归老山林，于愿足矣。即有不称，亦必杀伤相当，敌不复振，保不为河西忧也。稍需时日，经臣以三路蹙之，歼敌必矣。臣又愿与经臣约，怒蛙可式，无摧战士之气，劳薪可念，无灰任事之。
在王化贞这篇堂堂皇皇的大话的蛊惑下，明廷一班大臣不禁喜形于色，认为歼灭后金，指日可待，便专任王化贞“便宜行事”。王化贞即部署诸将，准备渡河。正当明朝内部经抚矛盾日益激烈的时候，努尔哈赤则加紧训练士卒，准备进兵河西。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八旗土兵已集结在柳河东岸。二十日，后金兵五万渡河，直逼西平堡。王化贞派总兵官刘渠、祁秉忠率军前去救援，并以心腹骁将孙得功率广宁兵为前锋。
孙得功已蓄意投降后金，二十二日，明军在平阳桥遇后金兵，刚接战，孙得功就“率众先奔，呼曰“兵败矣”。明兵不战而溃，孙得功率众奔还广宁，大呼后金兵已至城下，“军民宜早剃发归顺，因命其党封府库以待，一城哄然，争夺门走”王化贞刚起床看文书，其部将江朝栋直入卧室急呼曰：“事急矣，速走可免!”王化贞便在江朝栋的保护下仓皇西逃。
其实，这时后金顿兵沙岭，在王化贞逃后两日，孙得功才引后金兵进入广宁。王化贞逃到闾阳驿遇到熊廷弼。化贞向廷弻而哭，廷弼讥笑道：“六万众一举荡平辽阳，今竟如何?王化贞自感惭愧，议守宁远及前屯”。熊廷弼说：“嘻，已晚，惟护溃民入关可耳。”熊廷弼以自己所率五千人交给化贞断后，尽焚积余，先后退入关内。熊廷弼弃宁远前屯不守是错误的，但主要的责任在王化贞，这是很明显的。广宁之败以后，熊廷弼与王化贞俱被逮下狱。
当时，宦官魏忠贤专权，向熊廷弻勒索贿赂不遂，“誓速斩廷弻”,并借机倾陷在朝的正直官员，诬杨涟等受廷弼贿，以加重其罪。阉党门克新冯铨、顾秉谦竞相附和。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熊廷弼被斩，“传首九边”。熊廷弼自任辽东经略，“不取一金钱，不通一馈问，焦唇敝舌，争言大计”。
熊廷弼的死，使明朝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将领，自坏长城，使得辽东防务更加不可收拾。王化贞延至崇祯五年(1632年)才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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