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时老百姓袖手旁观,背后根本原因是什么?

  趣历史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明朝的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明朝末年,神州大地上涌现出了五位思想家,分别是朱之瑜、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和方以智。他们在壮年的时候见证了明朝灭亡、满清入关的历史,受此影响,人生轨迹出现了重大转折。

  公元1638年,号称“文武全才第一”的朱之瑜深感于“世道日坏、国是日非”的末日景象,再也无意仕途,他正式谢绝了崇祯帝的征召,打算终老于山林。谁知六年后天下大变,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帝上吊自尽,仅过了数月,吴三桂便引导清兵入关,窃取了天下。为了抗清,朱之瑜四处奔走,流落在浙江、福建沿海,曾出访日本、安南等国,请求外国援助,以便能够驱逐鞑虏、克服中原。

  朱之瑜,号舜水,流亡在日本的思想家

  01朱之瑜流亡日本,反思明朝的灭亡

  顺治十六年(1659年),天下大定,眼看恢复无望,黄宗羲与顾炎武都返还故乡,过着隐居著书的生活;悲愤之下,方以智遁入空门,做了僧人,而王夫之则退隐林泉,不为世人所知。只有朱之瑜依然在海上漂泊,力助郑成功、张煌言北伐。这次北伐失败后,心灰意冷的朱之瑜流亡到了日本,在学生安东守约的帮助下,定居于长崎,从此再也没回过中国。

  1665年,德川家康的孙子德川光圀聘请朱之瑜到江户作宾师,向日本人传授儒学。朱之瑜在日本生活的二十二年里,始终身着明朝服饰,他还希望死后尸骨能返还故土。日本人对他很尊敬,也十分同情他的遭遇,来听讲的人非常多,逐渐形成了“水户学”。弟子安东守约曾向朱之瑜请教“明室致乱之由”及“恢复兵势”等问题。

  为了说明情况,以备修史参考,朱之瑜便写出了《中原九述略》一文。这篇文章研究了明朝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全面分析当时的天下形势,并提出灭虏的对策。

  与其他遗老不同,朱之瑜虽然也忠于明室,但他并没有为明朝饰非护短,也不愿美化明朝的历史。而是客观地讲述了明朝末年的腐败与堕落,探寻老百姓为什么选择中立,对明朝的灭亡坐视不管等问题。由于朱之瑜是在海外著书,所以摆脱了清政府的审查,不需要遮遮掩掩,可以秉笔直书,所以《中原九述略》里还有许多揭露满清残暴的内容,成为清朝的禁书。朱之瑜就说:

  “述者,记其行事,无有粉饰文致;略者,具其梗概,不能委曲周详。”

  这是史学家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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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遗老朱之瑜

  02明朝灭亡时老百姓为什么袖手旁观?

  尽管封建史学家在为明朝修史时列了一长串的殉国名单,讲述都城沦亡之时有多少忠臣烈女合家自尽的悲剧,然而终究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在明朝灭亡之时,大部分老百姓都抱着冷漠的态度,对这个政权并没有太多留恋。朱之瑜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在《中原九述略》中对这一现象也直言不讳。他写道:

  “崇祯末年,缙绅罪恶贯盈,百姓痛之入骨髓,莫不有‘时日曷丧,及汝偕亡’之心。故流贼至而内外响应,逆虏入而迎刃破竹。”

  李自成与张献忠都曾遭遇溃败,最窘迫之时身边只有十数骑而已,然而他们却总是能够越战越勇,越打越多,乃至于最终灭亡王朝,这是因为闯献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明朝末年,天灾人祸已经导致许多农民流离失所,可是官府非但没有积极抚恤救济,反而还敲骨吸髓的加派辽东三饷,导致天怒人怨。李自成的转折点在崇祯十二年,他听从李岩的建议,一改之前嗜杀的流寇作风,采用“均田免赋”的政策来收买人心。每次攻城破敌,农民军都会开仓济民,故而追随者越来越多。

  明朝腐败由来已久,从万历年间的矿税开始,害民之策越来越多。天时灾害频发,赋税却不曾减轻过。崇祯四年,刑科给事中吴执御上书请罢理财、加派等措施,崇祯帝回答说:“加派原不累贫,惟搜刮滋奸。”然而又说:“若得良有司奉行,亦岂至病民乎!”固执不已,不肯变更。同年陕西饥荒,八年山西大饥,人相食;十二年,河南、两京、山东旱,大饥;十三年,饥荒波及浙江,并延续至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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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立志改革,却不曾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在这种背景下,崇祯仍要开国库、播军饷以助辽东抗清,还命洪承畴等讨伐流民,致使百姓饿死十七八。然而,最致命的并非财政支出的困境,而是明朝权贵垄断财富达到了骇人的地步,致使社会贫富差距巨大、阶级矛盾剧烈对抗化。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破河南府,杀福王,发现王府中存贮大米数万石,金钱数十万,遂开仓以赈饥民;十六年,张献忠攻武昌,楚王府中尚积金百万,长史徐学颜请求发金以助军饷,楚王不听。献忠破武昌,沉楚王于湖,其家中黄金堆积,辇载数百车不尽,百姓这才知道楚王腐败到了何等地步;同年,孙传庭发兵击李自成,战于渭南,军队乏食,求于富室、乡绅,皆不应,明军遂败没;十七年,李自成兵临昌平,崇祯派太监外戚巨室家中去求金助饷,王之心最富,崇祯当面向他请求捐助军饷,他也仅献出一万金。之后李自成破京师,抄没王之心的家,共得黄金十五万。农民军还从宫中搜出内帑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世人始知官府敛财腐败至极,其灭亡岂不宜哉?

  明朝末年社会矛盾激化,官府已经腐败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所以老百姓抛弃了这个政权,选择袖手旁观,无论是李自成还是满清,他们的到来不过是换个人来纳粮,重新规定怎么磕头、怎么颂圣而已,做谁的奴隶都没有区别。

  03士大夫腐败与老百姓冷漠加速了明朝灭亡

  满清的人口不过数十万,而明朝灭亡前夕至少有几千万到一亿的人口,为什么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会快速地被征服了呢?日本人对这个问题同样感兴趣,对此朱之瑜也给予了答复。在几千万的明朝人口中,真正抵抗的力量是非常少的,清朝只要打败由乌合之众组成的李自成农民军,剿除南明的残余势力,就可以统治中国,并不需要与几千万乃至一亿的平民为敌。

  在满清入关时,士大夫与百姓的心态至关重要。当时明朝已是人心尽失,故而河北二十四郡皆望风归降,没有一个人起来抵抗。人们既痛恨于明朝的腐败,也不甘心于李自成的统治,在没有更好选择之下,对满清也就采取了不抵抗的态度。因此,朱之瑜痛心地说:

  “总之,莫大之罪,尽在士大夫;而细民无智,徒欲洩一朝之忿,图未获之利,不顾终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责也。”

  由士大夫组成的官僚阶层作为明朝的统治者,他们不以忠君爱国、出治临民为本分,而是竞相争事豪门,攀附权贵,“官以钱得,政以贿成”,导致明朝的政治生态急剧恶化,官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官僚阶层掌握着各种特权,宗室子女豪奴专横跋扈,不断地颠倒黑白,侵渔百姓,使得上下离心离德,共同体已经走向解体。

  朱之瑜认为老百姓就如黄口孺子,一旦断其生计,立可饿死。然而官僚阶层却不知体恤,不仅侵夺其利,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对其进行打压,导致“既被其害,无从表白申述,而又愁苦无聊”,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加入流贼通过做乱以泄愤了。

  李自成想要进攻北京,便高调宣传“均田”、“均役”之说,百姓既有贪利之心,又欲报复明朝,故而争相献城,不肯抵抗,“其心既变,川决山崩”。因此,海瑞就曾说过:“天下事都被秀才官做坏了”。明朝的官僚阶层不断破坏自己的统治根基,完全不在乎老百姓的利益,故而老百姓便决定与之同归于尽,最终使清朝得以坐收渔翁之利。

  明朝内部瓦解,让清兵入关有可乘之机

  04清朝为什么能够取代明朝而得天下?

  在反思明朝灭亡的原因之后,朱之瑜不忘揭露清朝的残暴,并说明清朝得天下并非顺天应人之举。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曾说: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盛世。”

  明末的天灾与战乱正是“将人不当人”的日子,明朝与闯、献随意搜刮与屠宰百姓,让他们怀念起太平的日子来,宁愿做“太平犬”也不想当“乱离人”。在这种情况下,满清入关了,他们虽然没有兑现“均田免粮”的理想国家,但毕竟结束了战乱,满足人们要当“太平犬”的需求,所以也就被百姓勉强地接受了。

  朱之瑜认为在满清的统治下,人们确实过着“太平犬”的日子,统治者虽然换了,但磕头跪拜的礼节不能改,而且还得加上剃发易服的要求;从辽东到江南,全国各地但凡有干涉满洲的官司,都要听从官府的指掌,只要敢违抗,立即全家抄没;为了剿除南明势力,清朝增设沿海营伍,一切费用皆由当地百姓承担,若有一家杀死兵丁,即视为谋逆,全村皆荡平;另有“拆房屋”、“打老鼠”等多项措施,对百姓进行残酷的压迫。

  在《中原九述略》的末尾,朱之瑜认为清朝之所以得天下并非老百姓的选择,更不是顺天应人的历史规律。他说:“彼之所以能据我中国者,原乘我民心之叛,而用以张其威,所以到处望风溃散,未尝一战而窃取天下矣”。明朝的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发生内讧,老百姓不堪压迫,欲与之同归于尽,结果导致满清入关,趁火打劫,窃取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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