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嘉铨因何而死，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孝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纵观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因守孝尽孝的事迹而为人们所铭记的历史人物不在少数。到了清朝时期，历代帝王更是将“以孝治天下”作为了一项“国策”，并将“孝道”加以极力的推崇，这其中，康熙和乾隆绝对是堪称恪守“孝道”的典范。
然而，所谓“过犹不及”，尊崇“孝道”亦是如此。
在乾隆朝时期就有这样一位朝臣，他为了自己的父亲的身后殊荣，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乾隆皇帝的“底线”。而最终的结果便是，盛怒之下的乾隆不仅没有答应其请求，还对其予以了罢官免职、抄家问罪的处罚，并最终将其处以绞刑。
这个人便是尹嘉铨，而他也因为大言不惭的向乾隆皇帝为其父尹会一“讨要”谥号以及从祀孔子庙殊荣的举动，就此被扣上了“妄人”的标签，成为了历史的笑柄。
尹会一、尹嘉铨父子，究竟是何许人也?
尹嘉铨的父亲尹会一，是雍正年间的进士，此后历任吏部主事、扬州知府、河南巡抚、江苏学政、两淮盐政、左副都御史等职。
到了乾隆朝时期，尹会一的在朝堂上逐渐有了一些名望。
首先，尹会一的学识还是非常渊博的。他虽然不能算作是当世之大儒，但却也有着自己的一套治学理论体系，后人汇集其言谈、文章所著的《尹健余先生全集》，也在当时是小有名气。
其次，尹会一在任期间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政绩，特别是在乾隆朝初年协助治理河南灾患的过程中表现极为优异，他的奏章建议也多次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与夸赞。
再次，就是尹会一极为恪守孝道，这也是他最为人所称赞的地方。尹会一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而他也依然遵循“丁忧”制度，非常虔诚的为其母守孝，成为当时“至孝”的楷模。与此同时，尹会一将自己所有的政绩和功劳，全部归结为其母的“教子有方”，并常常挂在嘴边，向世人歌颂其母功德：
“会一在官有善政，必归美於母。家居设义仓，置义田，兴义学，谓皆出母意。”
乾隆十三年(1748年)，尹会一去世，经由时任江苏巡抚的雅尔哈善奏请后，入名宦祠，尹会一也算是就此得以功成名就了。
相比之下，尹会一之子尹嘉铨，则是要“高调”了许多。
乾隆元年(1736)，尹嘉铨由举人授刑部主事，后历任刑部郎中、大理寺正卿，稽察觉罗学主管。
或许是受到了父亲尹会一的影响，尹嘉铨在学术领域也是小有造诣，他曾对朱熹所著的《小学》加疏，并在其中增加《考证》、《释文》、《或问》各一卷以及《后编》二卷，集合为《小学大全》，得到了乾隆皇的赞誉。
而也正是因为受到取得了的“成就”，尹嘉铨便始终以“名儒”自居，甚至自以为自己和父亲对于整个大清王朝来说是功勋卓著，而尹嘉铨的人生悲剧也就此开始。
为父请谥，让尹嘉铨因此丧命。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西巡五台山结束，在回北京的过程中途经保定。
此时已经退休回家的尹嘉铨想着借此机会拍一拍乾隆的马屁，可他的目的并不是要为乾隆歌功颂德，而是要为自己的父亲尹会一争取一下身后的殊荣，当然他这样做也是在通过昭显自己的孝心，让其自身也能博得一番荣耀。
于是，尹嘉铨接连写了两份奏疏，一是为其父尹会一讨要谥号，二是希望其父能被迎请进孔庙。
所谓“谥号”，是人在去世之后，后人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所给予或褒或贬评价的文字。而作为大臣来说，谥号是对其一生的概括和总结，而想要获得谥号也必须要有足以名垂青史的功绩与贡献，因而，能被赠予谥号是极高的殊荣，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位朝臣就能获得的。 而想要被迎请进孔庙，受天下文人的祭祀与朝拜，则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情，除了要有着显赫的政绩与功勋外，还需要在文化领域有着极高的造诣，其学识与修养更是要为天下读书人所膜拜与认可。纵观整个清朝历史，只有寥寥数人能享受到了配享孔庙的殊荣，足可见其“门槛”之高。
尽管尹嘉铨之父尹会一确实有着一定的功勋，其学识与著作也得到了认可，但真的想要追赠谥号以及迎请进孔庙的殊荣，毫不夸张的说是根本不够资格的。
即便如此，尹嘉铨还是要“为父请赏”，已然是大言不惭、自不量力了，可更为“奇葩”的是，他还不是自己亲自前往觐见乾隆，而是让他的儿子把奏章送了过去。
当乾隆看到尹嘉铨的第一份为其父尹会一请谥号的奏折的时候，他觉得是又可气，又可笑，瞬间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尹嘉铨的愚弄，但是乾隆还是压制住了自己的怒火，并题写了朱批，字里行间中已经将自己的不满表露了出来：
“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本应治罪。姑念汝为父私情，暂且免之，若居家再不安分，汝罪不可逭矣!”
然而，尹嘉铨见自己为父亲求赠谥号不成，又不依不饶的向乾隆皇帝请求，让他的父亲尹会一配享孔庙，并且更是强调其父应该是与范文程、汤斌、李光地等清朝初年的一众名臣比肩。
这一次，乾隆皇帝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愤怒，在打骂尹嘉铨“大肆狂吠，不可恕矣”的同时，更是下旨将其押回北京问罪。
“尹嘉铨肆无忌惮、丧心病狂!为博虚名致国家定典于不顾!不严惩无以彰显国法、惩毖将来!”
与此同时，乾隆还命直隶总督袁守侗、大学士英廉查抄了尹嘉铨的家产，在乾隆看来，尹嘉铨如此狂妄行事是早有预谋的。
“查抄时物产尚在其次，尹嘉铨如此悖逆狂吠，恐其平日有妄行撰述之事。”
果然英廉等人，共查抄出博野原籍大小四十六箱书籍，京师寓所套书三百一十一部、散书一千四百三十九本，以及字画、书信、书版、册页上万，其中有一百三三十一处被认定为所谓悖逆文字。
最终经过会审，大学士三宝、英廉等人共同向乾隆皇帝上疏，报告了尹嘉铨的罪证及刑审情况，并建议将尹嘉铨凌迟处死，家产全部入官，所有书籍尽行销毁，其缘坐家属，男十六以上者皆斩，余人给付功臣之家为奴。
这便是乾隆朝时期著名的“尹嘉铨文字狱案”。
只不过，乾隆皇帝为了昭显“仁慈”之心，对于尹嘉铨还是网开了一面，并没有同意将其凌迟处死，而是改为绞刑，对其家人也免于了连坐处罚。
“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
就这样，尹嘉铨“照大逆律”处绞，而他的著作，无论不管是否有“大逆不道”的言论，也不管是否触犯了禁忌，全部遭到了销毁，尹嘉铨也就此为其“妄自尊大，狂妄悖逆”的言行与举动，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实际上，尹嘉铨在向乾隆皇帝上疏，为其父尹会一请求追赠谥号并迎请进入孔庙的时候，已经是七十岁的高龄的，在此之前他的为官和治学经历虽谈不上名噪一时、功勋显赫，但让也足够让其安享晚年。
可他却太过于贪恋这份虚名，太想借着为自己父亲争取身后的殊荣而让自己以及自己的家族能够名垂青史，结果却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仅自己为之丢掉了性命，并且就此彻底的身败名裂，沦为了历史的笑柄。
而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评价尹嘉铨的话，“妄人”这个词，或许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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