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北伐的时候,蒙古人为什么没反抗?

  明朝的故事大家了解吗?今天趣历史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

  在中国古代皇帝中,朱元璋绝对是能数得着厉害角色。

  最厉害之处,出身草根,从开局一个碗,却跻身青云,在南京称帝。

  然后凭借自己过人的智慧和驭下之术,建立享国近三百年的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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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连毛泽东也对朱元璋赞不绝口:“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朱元璋从南到北,一路北伐,打下元大都,夺下燕云十六州,把元顺帝赶回了草原,完成汉族的再统一。

  可以说,他重塑宋朝以来汉人的形象,一雪崖山海战之耻,挽回了汉族衰败的颓势。

  不仅如此,他作为汉族君主,在治理少数民族这方面,也可圈可点。

  相比起前朝元朝,明朝比较和睦的民族关系远远胜过元朝硝烟味的紧张相处。

  那么,他是怎么在没有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前提下,管好这一个个彪悍的民族呢?

  走向灭亡的蒙元

  “没有一点儿漏洞,透不出一点空气;没有一点儿声音,连耳语也不敢;没有文字的抗议,连诉说历史都是犯法;出远门要有通行证,每一个地方都是孤岛;没有消息,好的没有,坏的也没有。蒙古人的统治,整个就是一滩死海!没有风,没有浪,没有活动的生命,没有生命的动植物。整个的在腐烂在变质在发臭在不可阻挡地走向灭亡!”

  这是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描述蒙古是怎么统治中国的。

  确实,充满着血腥的元末,用这样的句子形容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元政府看来,蒙古人比别的民族地位更高。

  此时的汉人不得持寸铁,保存弓矢;官员入仕“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甚至有“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想法,想将汉人赶去畜牧。

  无助的汉人哭诉:“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

  奉使是元朝政府派去各地巡查的钦差大臣,他们本来应该是“黜陟幽明,问民疾苦”,却是个“脂韦贪浊,多非其人”的脑满肥肠模样。

  他们搜扣民脂,勒索百姓,加剧了人民的痛苦。

  正是元政府的暴行与汉人对元政府的反抗,让朱元璋初步了解了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也帮助他找到推翻元王朝及处理民族问题的合理方法。

  先提刀再说礼

  建立明朝初期,此时的明政府尚未完成边疆民族地区的统一,民族矛盾依然十分尖锐。

  北元蒙古贵族连连反击,不愿接受明朝招抚。

  而暂居明辖地的蒙古人则忧心不已,深恐朱元璋也要采取民族歧视的政策。

  朱元璋一开始在《北伐檄文》中打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存纪,救济斯民”的旗号,其中杂糅了华夷之辩及大汉族主义,他确实注重军事上的征讨,力求“以威服之”。

  但他也在《北伐檄文》中反映了自己彬彬有礼的一面: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他诫告将士在征战途中:“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违者“必罚无赦”。

  他这种华夷同体、不分轩的的民族政策,消除了一些蒙古、色目人的抵抗、畏怯心理,缓和矛盾,为分化瓦解敌人政权、统一全国起到积极作用,同时赢得良好社会舆论,巩固新政权。

  同时,朱元璋厚待元宗室。

  洪武三年,左副将李文忠献上俘虏元顺帝嫡孙买的哩八剌和他的后妃们。

  朱元璋却说:

  “元人虽然出身夷狄,入主中原百年之内,也是生机旺盛,家给人足,朕祖上也享受了这份太平,虽然古有献俘之礼,我却是不忍对他们这么遭受磋磨,快让他们穿上本朝俗衣,赐汉族衣冠,来谢复我吧!”

  对于暂居辖地的元人,他也没有卸磨杀驴。朱元璋厚赠礼、多擢用。

  他对使臣说:“推诚心以待人,路人可使如骨肉,以嫌猜而御物,骨肉终变为仇”,对于现在归附的元人,他就应该妥善安置,恳切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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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尊重蒙古人的民俗习惯,“各安生理,趁时耕作,所有羊马孳畜,从便牧养,有司常加存恤”,又宣布元人“皆吾子”,让他们同汉人通婚,两方同意后自愿嫁娶。

  相比起雄踞中原的元人,朱元璋注重的“以威服之”并没有起到更大作用。

  相反,是朱元璋“以德怀人”的政策,给予北元贵族优待,使不少元宗戚将领归降,大大加速了北元势力衰败。

  而朱元璋注意到这一点,也为他施展伟略管理南方少数民族积攒经验。

  l “威德兼施”

  在元朝,少数民族同汉族一起被视为“南人(第四等人)”,地位十分低下,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朱元璋以抗元为己任,派兵深入南方消灭敌对武装,借此招抚当地少数民族。

  南方,在中国古代是南蛮之地,“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史记·货殖列传》),在少数民族多居住的山区还有着天然瘴气。

  这里的环境较为恶劣,民风也十分彪悍,宗族械斗层出不穷。若没有真正笼络好这些当地人,那么朱元璋进一步的管理全国将是一句空话。

  那朱元璋是怎么做到的?

  一个很好的原则:以实用为主。

  这就说明朱元璋解决问题是动态的,依问题而定策略。

  当时有人认为就该像对付元人那样,出兵征服,而朱元璋却认为:“以不治治之,何事以兵也?”,应当“扶之安静,谕之道理”。

  因为南方少数民族与元人不一样,当时,元人和汉人之间的矛盾如矛盾相向,不可调和,而南方则和汉人立场天然接近,自然不必用对付元人的方法对付南方。

  在政治上,朱元璋总体上采用以夷治夷的土司制。

  利用本地人治理本地的老方法,为朱元璋瓦解元统治,争取少数民族归附,加强对南方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

  他还考虑到土司割据的发展对中央集权的消极影响,在部分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除录用归附的元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头目担任土官外,他还在要塞设立卫所,驻扎军队,派遣流官,土流共治。

  这种方法既稳定了少数民族个人当家作主的心,又加强了对地方的管辖,同时促进了双方交流。

  当时,贵州都督马晔在彝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但是采取了过激的方法,他借事羞辱拷打当地土司奢香夫人,却导致彝族“怒,欲反”。

  事态危急,朱元璋马上命水东土司刘淑贞“止之,助诉京师”,劝慰奢香。

  奢香来朝控诉罪状,并表示“愿意开发边疆土地,世世代代保护边境。”

  朱元璋对待这些土司,确实是做到了“扶之安静,待之诚意,谕之道理”,他也得到奢香夫人开边境,设九驿,输余粮的感激。

  在经济上,朱元璋主张“因俗而治”,宽裕治民。

  在山高水寒的西南地区,他体恤民情,宽减税额:贵州地区遭遇天灾,连年,朱元璋命宽减赋税,甚至免交,而且缴税也让缴纳当地土特产品,不增加人民负担。

  在基础较差的广西、云南等地,兴修水利、修路设驿,做到“浚而广之,无复水患”“六十里为一驿”。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大量的驻军屯田,同时要求酋长们入京互市,传播了科学文化和生产工具,推动了当地经济、农业的巨大发展,也促进双方的交流,增进关系。

  而比上文两方面更重要的是教育,相比起汉族士大夫常有的“夷狄禽兽,不可通教”的观点,朱元璋则认为少数民族同样能被教化,“能遵声教”。

  朱元璋在全国郡县皆立学校。

  当时广西的民族都归附于明,大臣建议将其迁入内地。

  而朱元璋觉得这些人尚未知礼仪,应该在重兵镇守下对他们实行教育,让他们知道是非后,就不必劳民伤财地迁徙了。

  朱元璋的教化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是让土官子弟到京师国子监受训导;二是在少数民族聚集地设立儒学。

  一时出现盛况:“庠声序音,重规叠矩”。

  文教政策推动了少数民族教育的进步,也培养了人才,知礼仪的少数民族也规规矩矩地与汉民一起生活在同一片大地上。

  华夷无间

  朱元璋的民族政策注重“威德兼施”,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优厚待遇来招抚,在两方发生冲突时,先招抚,不能达成目的后,再亮出爪牙。

  这就是他具有仁厚思想,德治为主的民族政策。

  这样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少民聚集地经济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也加快消除民族差异,为民族融合创造条件也为朱元璋统一全国。

  将离开中国数百年之久,甚至建立政权的西南之地重新纳入了版图,并移民实边,成为中华版图的主体,其功不可没,否则我们今天去云南旅行都要办理护照。

  朱元璋的民族政策,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优秀解答,也为今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毕竟民族融合、消除差别才是国家安稳的长治久安之策,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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