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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的曹不、西南的刘备先后在黄初元年(220)、章武元年(221)称帝，如何对待两个政权，孙权面临两难处境。

　　曹魏政权通过儒家让贤方式，实现汉、魏皇权和平转移，占据中原政治地域。蜀汉政权建立者刘备则拥有皇室血统，以汉朝继承者自居。一个代汉、一个继汉，两政权似都有其毋庸置疑的正统性。孙权归顺魏或蜀，还是自立称帝?

　　孙权所做的选择是暂缓称帝，向魏称藩，这一考虑基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一一内部环境、外部形势以及曹、孙的历史渊源。

　　首先，从内部环境和外部形势来看，孙权领导下的江东割据政权还未获得江东本土士族的倾力支持。再上强敌窥测的外部环境，使得孙权必须将稳固权力作为第一要务，规避自立称帝建立全新政权背后所潜藏的巨大政治风险。

　　其次，孙权甘心为魏属吴王，而非蜀属吴王，正在于汉魏禅代在法理上的合法性，再加上孙氏家族与曹魏政权在建安年间陆续结成婚宦关系，促使他弃蜀向魏。

　　建安年间，曹操对孙策、孙权有提携之恩，并通过婚姻关系，巩固了曹氏与孙氏的合作。正是历史时期形成的这种婚宦关系，成为孙权破解历史难题的关键，让孙权选择了归顺魏，而非蜀;对魏来说，赤壁军事失利后，曹操己经转向战略防御，放弃统一，此时不废一兵一卒，而得孙权领导下的江东割据政权的归顺，对曹氏政权来说亦是不错的选择。

　　孙权顾全大局，洞晓时局，主动暂缓称帝，可谓明智之举。

　　黄初二年(221)十一月，魏文帝赐孙权九锡之礼，总叙孙权之功，进爵封国。吴成为魏封国，属魏政权一部分，魏与吴形成政制层面上中央领导地方、宗主国领导藩国的君臣主从关系。天下形成了魏、蜀并立的两个独立皇权。

　　不过，孙权真的甘心做一个魏国藩王吗?

　　《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载:“权群臣议，以为宜称上将军九州伯，不应受魏封。权曰:‘九州伯，于古未闻也。昔沛公亦受项羽拜为汉王，此盖时宜耳，复何损邪?’遂受之。”孙权以刘邦自况，以项羽喻魏，隐隐暗示：受封仅是权宜之计，是他实现终极政治构想的一个跳板。

　　关于孙权向魏称藩，《魏略》所载“欲先卑而后踞之”与《江表传》所载“此盖时宜耳”，二者所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即称藩只是缓兵之计。孙权以汉朝的建立者刘邦向项羽称藩自喻，不仅是在法统上为自己争取舆论支持，更是在暗示自己所走的正是当年汉高祖所走的建国道路一一从藩王到皇帝。

　　通过分析孙权对当时外部政治形势不利于己，以及自身称帝条件不成熟有明确的认知。“

　　其实，早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就曾称说天命去汉，向魏称臣，说明向魏称藩战略，酝酿于曹不称帝前。这足以说明孙权对曹氏建立帝业有确定的政治预见，故鼓动魏建国;也说明孙权对三国实力高下有肯定的政治判断，故选择归魏而非蜀。不过这一战略，直到曹不称帝后第二年才得以实现，酝酿三年之久，可见政治推进之不易。建立帝业不是朝夕间可以实现的，它需要政治智慧、政治能力和对时机的准确把握，而最后一点正是战略决策的基本前提。

　　汉朝有二十等爵制，当时曹操最多只能封县侯，不能封王。曹操改成五等爵制后，破坏了汉“非刘氏不王”的原则，天子属五等以内，曹操封王后，与天子同为君主，差别不过一阶之间，比较容易替换。而孙权作为异姓，却可以成为曹魏政权下的一个藩王，创造了体制上的可能。五等爵制下，孙权封王后，与魏天子同为君主，差别不过一阶，比较容易超越，成为孙权建国道路方案一一从藩王到皇帝的现实基础。

　　孙权向魏称藩，表面上是臣服于魏，其实在汉魏禅代业己实现的基础上，一方面借王国制度，完成由汉末江东割据政权向魏属王国政权之转化，使政权存在合法化。另一方面承东汉末年郡国本位化趋势所促成的江东地方割据，以王国形式，原封不动的进入魏，表面上造成由魏蜀吴三方走向魏蜀两个皇权，似有统一趋势，实则是继续走向分裂。

　　以孙权封王为界线，此前，他与部属关系以“任侠”“师友”“宾主”为主，此后，是封国内的君臣关系。魏臣刘哗就曾上谏魏文帝，反对孙权封王，其理由有二:“可进其将军号，封十万户侯，不可即以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也。”此其一。“彼直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义也。我信其伪降，就封殖之，崇其位号，定其君臣，是为虎傅翼也”，此其二。以上两点，恰恰从侧面为我们揭示了孙权称藩的战略考虑。

　　曹魏也分封曹姓宗室为王，但对他们的权力限制十分严格。孙吴与曹氏宗室王国在体制上都属于魏中央领导下的地方势力，但二者的自治权却有天壤之别。魏文帝封孙权吴王，并加九锡，九锡是中国古代皇帝赐给诸侯有殊勋者的九种礼器，是最高礼遇的表示。孙吴不延用魏的黄初年号，而是另立黄武年号，公然拒绝魏文帝封孙登的赏赐，自立孙登为王太子。同为分封国，吴国的地位远高于曹氏宗室王国。魏与吴的实际关系，己经远远超越了严格意义上宗主国与封国的政治关系。

　　孙权对中央“诚心不款”，这一点魏群臣己有所察觉。魏使者刑贞曾断定:“江东将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孙权虽称藩，尚益修攻伐之备”。魏主动出击，遣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前往吴国刺探虚实，并微任子，孙权“辞让不受”的态度印证了中央的怀疑。魏派军伐吴，此时吴国内扬、越蛮夷多未平定，阻扰了孙权的对外用兵，孙权只好卑辞上书，求自改励，以再次获取中央的信任。魏三公上书陈孙权十五条罪状，指责孙权“终非不侵不叛之臣”，请求“免权官，鸿护削爵土，捕治罪”。魏文帝下令:“若君必效忠节，以解疑议，登身朝到，夕召兵还。此言之诚，有如大江!”此后孙权还是拒绝绝遣送任子，其反叛之心，显露无疑。

　　孙权向魏称藩，借助魏争取政治名号，取悦于魏，但同时又要避免受制于魏，这就注定了他的政治选择会释放出彼此矛盾、方向混乱的信号。他向魏臣服，又拒绝听命于魏;他为魏藩王，又在黄武三年(224)与魏断交。与魏断绝藩属关系后，孙权距离称帝的终极目标更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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