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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亡国之后，把已去世多年的宋理宗赵昀的头盖骨从皇陵中掘出，然后做成“饮器”，是元初时期的江南释教总摄(即元代把持传统汉地佛教事务的总管)杨琏真珈干的。
杨琏真珈来自党项地区(现在的甘肃省附近地区)，是吐蕃(即西藏)高僧八思巴大师(元代第一任帝师)的弟子，属于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僧人。这个人长什么样呢?现在，在杭州灵隐寺旁的飞来峰石窟之中，还保存着他的供养像。此石雕造像，可以肯定为元代的了。
我们先从杨琏真珈的老师巴思巴大师讲起。1255年，在元世祖忽必烈的宫殿之内，巴思巴大师舌战道教术士，大获全胜。此举一出，坚定了忽必烈率领蒙古部族皈依藏传佛教(即喇嘛教)的决心。巴思巴大师还创立了八思巴文，也就是最初的蒙古文字。从此，蒙古民族踏进了人类文明的新的阶段。
顺理成章，八思巴大师成为了元代第一任帝师。由于信奉藏传佛教的原因(当然，还包括其他的因素)，元代正式把西藏纳入了中国的版图。可以说，八思巴大师，为西藏正式进入祖国环抱，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知道，藏传佛教与我们熟知的汉地的佛教多有不同。汉地的佛教属于大乘佛教，讲究“普度众生”，僧侣们广结善缘，四处弘扬佛法，所以，一般来说，属于显教，即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秘不示人的东西。
由于社会文明发展的水平以及路径的不同，在西藏地区传播的藏传佛教，属于大乘佛教的一个分支，往往是显密兼修的。八思巴大师为法王的藏传佛教萨迦派，就是如此。所以，他的弟子杨琏真珈，干出拿人的头盖骨做饮器的“荒唐”之事，就不奇怪了。
用人的头盖骨做的嘎巴拉碗，是修"无上瑜伽密部"佛法，举行灌顶(往信众头上倾倒甘露等为灌顶)仪式的法器，为藏传佛教的最重要的法器之一。所以，《明史》记载的拿宋理宗赵昀的头盖骨做成饮器(酒杯之类)的说法，是不严谨的。那么，为什么要拿人的头盖骨做嘎巴拉碗呢?据说是寓意人生无常。
藏传佛教做法事时的法器有很多种，并且，大都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这些法器大体可以分为礼敬、称赞、供养、持验、护魔、劝导六大类。比如，袈裟、项珠、哈达等属于礼敬类;而念珠、木鱼、金刚杵、灌顶壶、嘎巴拉碗等，则属于持验类。
藏传佛教，因其保留了佛教早期的许多仪轨以及受到了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影响，所以，在我们看来，更具神秘感。藏传佛教提倡显、密共修，先显后密。所谓密宗，在传承、经典、修习次第、仪轨、制度等方面，均具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
比如，人殉的仪式，起源很早，不过，在中原大地早已废绝;而在西藏，血殉以及嘎巴拉碗等等，还得以保留。可见，藏传佛教密宗的流行，与当时的西藏社会依然处于奴隶社会这一发展阶段，是密不可分的。
从这一角度观察，杨琏真珈强行在江南地区推行藏传佛教的规矩，是没有成功的机会的。中原地区，已经进入了具有发达的小农经济的时代，此时，再拿亡国之君宋理宗赵昀的头盖骨做成酒杯，无疑是文明的倒退。所以，杨琏真珈被订上历史的耻辱柱，也就是必然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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