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遥望历史的河流，感受历史的沧桑，和趣历史小编一起走进了解唐朝的故事。

　　唐朝初期的安全形势和汉初相似，因经历了隋末长时间的社会动荡和统一战争，社会经济一片凋敝，广大人民食不果腹。雄踞北方的东突厥汗国由于人口大增，实力得到大大增强，东突厥汗国不仅是唐朝北方与西北地区各邦族的主宰者，隋末唐初的几个中原割据政权也都臣属之，其强大的势力对唐朝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东突厥始毕可汗在马邑刘武和朔方梁师都的引诱下，趁唐朝国力虚弱和忙于国内统一战争，无暇北顾之机，大肆入侵唐朝北境。从武德二年(619 年)到武德九年(626 年)期间，东突厥汗国几乎每年都要在夏秋季节率兵南下，有时能深入到唐朝腹地关中渭水北岸，严重威胁着唐王朝的统治。唐突双方就在这一形势背景下展开和战斗争。

　　唐高祖李渊对东突厥的战略

　　伴随着李唐势力的快速崛起，突厥统治者开始认识到唐王朝如果顺利完成统一则必会对突厥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突厥就采取了支持反唐势力的策略并对唐朝开始发动战争。唐与东突厥的斗争过程从唐朝建立的七世纪初叶到唐太宗贞观四年。期间，双方彼此征战，重要的战役主要是有马邑之战、五龙阪之战、渭水之盟和定襄之战等战役。事实证明，唐朝立国之初的外交隐忍、安抚及防御政策同样没有换来真正的和平。

　　公元 618 年，李渊在长安登基建立唐朝，也就是武德元年，东突厥使节来贺，行止狂妄傲慢，"使者每来多横骄"，李渊都特别容忍，不仅隆重款待，甚至奉为上宾，与自己并肩而坐，"引升御座"。就在同一年，突厥及其支持的割据势力入侵唐朝边境六次。

　　武德二年(619 年)，东突厥可汗去世，李渊特为其在长安奉行哀悼祭祀之礼，停止朝会三日，命文物百官前往突厥驻大唐所在处吊丧，并派官员出使东突厥汗国，赠送葬衣绸缎三万匹。同年，突厥处罗即位，发动对唐边境多达二十四次的侵犯。随着唐朝政治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让突厥渐渐看到了其将欲一统中原的趋势,这在客观上刺激了突厥在更大范围上对唐朝的侵犯和袭扰。

　　李渊最后接受封德彝的建议，进行和战两手策略，一方面遣使谋与东突厥修好，"厚与金还之"，另方面也命令李建成、李世民分路抗击，双方在边境来往征战多次，最后东突厥提出和亲，之后撤兵并愿归还马邑给唐。"马邑之战"意义重大，对唐朝而言，它意味唐朝面对东突厥予取予求的主动攻势已不再一味忍让，其背后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唐朝已逐渐扫平北方多数的割据势力，统一中原，实力得到明显的增强。武德七年(公元 624 年),唐朝基本平定了各割据势力,天下初定。突厥方面，颉利的侵略变本加厉，严重地威胁着唐朝政权的巩固和大局的统一。从武德元年至武德十年的九年间，突厥对唐朝的侵犯次数总共有 132 次之多。

　　唐太宗时期对东突厥的战略

　　从有关史料看，唐太宗在位 23 年，先后打了六场战争。客观的说，这些战争都属于防守反击类的。在"清静无为"治国方针的指导下，唐太宗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除必要时发兵反击外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采取"纳贿求和"或"许婚求和"的策略。当然这种安抚为主的绥靖政策是不可能换来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的。

　　就在唐太宗继位当日，东突厥颉利可汗亲率大军入侵唐土，并派遣特使到长安，一方面观察唐内部政治和军事情况，另一方面则有意恐吓李世民，谓突厥百万大军将至。八月二十八日，颉利可汗亲率大军兵临长安城下，尽管名将尉迟敬德在泾阳之战打了场胜仗，但依然无法抵挡颉利大军，迫使唐太宗御驾亲征，双方于长安近郊的渭水便桥遭遇，形势凶险。"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俄而众军，遂请和"。

　　东突厥撤退之后，唐太宗对大臣说："吾即位日尚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尤且当静以抚之。一与之战，所损甚多;虏结怨矣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也。故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彼既得之所欲也，理当自退矣"，自此之后，太宗常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德殿庭，太宗曰"自古突厥与中国更有盛衰。若轩辕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驱驰方、召，亦能制胜太原。至汉、晋之君，逮于隋代，不使兵士素习干戈……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敌。"

　　武德九年到贞观三年，唐朝与突厥之间的军事冲突都源于突厥的主动进攻。武德九年的便桥盟约，突厥是出于扩张势力范围的考虑;贞观三年进扰河西，突厥是出于缓解国内矛盾的考虑。在两次大的武装冲突中，唐朝均处于战略防守态势。

　　在突厥执意进犯的情况下，贞观三年(公元 629 年)，唐太宗命令李靖率军讨伐东突厥。贞观四年(公元 630 年)，李靖军队与东突厥在定襄进行了一场激战，唐朝军队取得了这场反击战争的胜利并生擒突厥颉利可汗。

　　在打败东突厥汗国后，关于如何安置所领人民归降部落，引起当时唐朝大臣们的广泛争论，多数大臣都主张把东突厥各部落拆散，徙居唐朝内地，使其接受中原礼教，不再危害。

　　中书令温彦博议："请于河南处之……北狄自古为中国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衮、豫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以耕织,可以化胡虏为民,永空塞北之地。"

　　魏征则表示反对，认为应将突厥部安置塞外，以免成为中原心腹之患。所谓："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以内地居之，今降者已至十万，数年后，滋息过倍，必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也，将为后患矣……"

　　中书令文彦博则反驳认为，中原天子有着养育天下来归附臣民的义务，因此应比照汉朝对待投降匈奴的措施，将东突厥臣民徙居中原内地，所谓："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部归附，陛下若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也，况阻四夷之意，臣愚以谓不可，宜处之河南之地。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

　　唐太宗最后采纳了文彦博的建议。太宗之所以采纳文彦博的意见，主要是因为他的意见有如下优点：第一，保持突厥人游牧生活，并存养之，而存养乃表述大地生育万物之博大胸怀也。第二，置突厥于塞下即唐北疆之内，并存其部落，扞蔽北疆。第三，"有教无类"，乃圣人之教;既存养之，又教之以礼义，数年之后可变夷狄为华夏民。第四，突厥勇敢犹善战，可选其酋长，充当宿卫。突厥畏唐之威，怀唐之德，无所患也。

　　此处可以看出，在安置外族降民的措施政见尽管有所不同，但作为决策者的唐太宗还是本着宽厚仁慈，四海一家的思想来对待东突厥归降一事。唐太宗做出如此的决定正是践行了古代圣人之说教"厚德载物"的精神。此外，唐朝还任命突厥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为右武侯大将军;任命突利可汗为右位大将军、北平郡王。这些都是在唐朝位高权重的职位。

　　对于突厥劼利可汗的处置，唐太宗在顺天门城楼，陈列大量文物，召见劼利并细数其罪过。唐太宗云说："自便桥以来，不复大入为寇，以是得不死耳。"劼利痛苦谢罪。贞观六年，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从上面的史实可以看出唐太宗开明的政策和宽广的胸怀，不计前嫌，知人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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