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说起刘备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魏蜀吴三国间的军事争斗，其实是一部世家大族的纷争史。
曹操能够雄踞北方并最终建立魏国，最大的功臣莫过于荀彧、郭嘉、陈群为首的颍川士族集团。孙权能够在江东开国，也是凭借顾、陆、朱、张等江东四大姓的鼎力支持。
但刘备因为出身寒微，除了汉室宗亲这个没有实际意义的空头旗号外，得不到任何豪族的支持。所以，围绕在刘备身边的都是诸如关羽、张飞、魏延等底层出身的将领，糜竺等地位低下的富商以及诸葛亮等家道中落的隐士。
如果说颍川士族和江东士族对魏、吴政权的支持是为了稳固各自豪族利益的话，那么刘备麾下出身寒微的文臣武将则是为了获得财富和地位。
所以，官职和财富的激励，是刘备阵营得以攻城拔寨的主要寄托。在攻打刘璋时，刘备即与众将约定：“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成功后，府库里的东西你们随便拿)
果然，刘备刚一打下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等功臣也各自获得赏钱五千万。
当初的承诺确实是兑现了，但刘备也为此犯了愁，因为军用不足了，没钱，就意味着刘备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将无法进行。
这个时候，一位叫刘巴的降臣建议刘备“当铸直(通值字)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汉末三国时期，各地通行的货币依然是汉武帝时期铸造的五铢钱，而刘巴的提议是铸造“直百五铢钱”，也就是一枚五铢钱价值等同于过去的一百枚。
从经济学角度讲，这是一种通过增发货币转移通货膨胀从而攫取财富的“损招”。但是急于筹钱的刘备同意了，正式下令铸造直百五铢(此后又陆续铸造了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货币)。
但是刘巴在提这条建议时，还是最大限度的照顾了蜀地的百姓的，因为增发货币的同时，蜀汉还进行了“平诸物贾”(平抑物价)。果然，在这一政策之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当然，刘巴的“直百五铢”计策绝不仅仅是让蜀汉的府库在短短数月内充实这么简单，它后续的影响力才是对蜀汉政权的真正贡献。
1700多年后，考古专家在对已知的三国时期东吴墓葬进行文物统计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18处东吴墓葬中，共出土了约4000枚钱币，其中98%为直百五铢等蜀汉铜钱，东吴铜钱仅有区区50枚。
吴蜀虽然联盟，但却互不统属，孙权也从未将蜀汉视作正统(私下不称对方为汉，而称为西国)，但刘备发行的铜钱大量在东吴境内出现，这恰恰说明蜀汉用钱币换取了东吴的物资，所以才造成了蜀钱在吴境的大量出现。
上文已述，直百五铢属于一种虚值大额铜钱，发行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刘备的政权积累财富。蜀汉通过铸造直百五铢以很小的代价从东吴换来了贸易品，同时将通胀输出到了东吴。
难道东吴君臣就没有发现吗?
其实，蜀汉玩的是“金融战”，颇有点像今天的美国一样，美元作为国际公认的贸易货币，使得美国可以通过大量印制美钞来攫取他国财富，这是一个长期而隐秘的过程。
东汉末年因为长期战乱，加上董卓铸小钱破坏了汉朝的货币体系，使得民间出现了以物易物的情况，而刘备铸造的直百五铢虽然是大额货币，但因为工艺精良，币值稳定，所以赢得了民间信任，一度成为“硬通货”。
直到直百五铢铸造20多年后，东吴君臣才发现本国财富在不断的向蜀汉转移，因此，孙权在嘉禾五年(公元236 年)也匆忙下令：“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
但为时已晚，东吴上下早已对蜀钱青睐有加，对新发行的本国货币大泉五百并不信任，一来是因为铸造工艺差(铜料偷工减料)，二来是担心贬值，所以，东吴不得不将大泉五百回收“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从此不再发行。
纵观整个三国，以魏国最强而蜀汉最弱，但魏吴两国都因货币体系混乱，退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时代，唯独蜀汉直百五铢达到了铸造工艺的高峰，成为三国当中唯一一个币值稳定的国家。考古也证实，蜀汉的钱币在四川、湖北、江浙甚至曹魏统辖的河南境内都有发现，《泉志》也曾记载“今至巴蜀，至于襄汉，此钱甚多”。
可见，刘巴虽然供职蜀汉政权只有区区数年，但给刘备所提出的三条建议，却暗合了现代货币金融学的理论，难怪诸葛亮曾感慨的说到“运筹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论运筹帷幄的计谋，我跟刘巴比真是自愧不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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