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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僚群体中，最穷的应该是京城中那些中下级的官员，别看十年寒窗好不容易换来了一个顶戴，其实大部分京官的日子并不好过。我们知道，京官俸禄不高，也没有养廉银，更无外官们的那些名目繁多的灰色收入，因此生活大多比较拮据。
京官的开支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住房、应酬和交通。前面两个可以理解，为了维持官员的体面，不得不到处借钱。可不能忽视的是，交通费用仍然是京官们的一大负担。清代时，京城的道路都是土路和石子路，交通不便，特别是下雨天和刮风天，常难以行走。加上衙门离住处又有一段距离，所以官员们都选择乘轿、骑马或者坐车出行。
清代为保持满人尚武的传统，规定满族官员上朝、出行需骑马，王公、贝勒、贝子和六十岁以上的官员方可坐轿，而汉人官员不论年纪品级皆可乘轿。当然，官轿也是要根据职位高低有明确的区分的，如尚书、侍郎、督抚一类三品以上官员，可以乘坐绿呢大轿，以下乘坐蓝呢大轿。
不过，据学者的考证，京城的绿呢蓝呢，其实要求并不那么严格：“王公大臣许坐四人肩舆，或蓝呢，或绿呢，无甚区别，非如外官，必三品坐绿呢轿也。”
比较而言，做轿显然是比坐车或骑马要气派和舒服。但是大部分京官还是选择坐车，这倒不是说他们不喜欢排场，而是开销太大，不是家庭经济条件好的，一般都负担不起。买轿子和雇轿夫可不是普通官员所能承受的，如一个高级官员一年坐轿，就要花费银八百两，因为必须雇有两班轿夫，还需要引马，后有车辆。以此算，一个普通官员十余年的年俸才够乘轿一年的费用。
《春明梦录》对此也有记载：“缘坐轿，则轿夫四个人必备两班三班替换，尚有大板车跟随于后，且前有引车，后有跟骡，计一年所费，至省非八百金不办”。
曾宝慈的记述则更直观。他说曾广汉作户部侍郎时，“均须值日，至颐和园路程很远，骡车跸路上走颠簸，时间不短，因此侍郎以上，多乘四人大轿，大学士则乘八人大轿，即绿呢轿，下有红拖泥。轿夫都是久经训练的壮丁，上身不动，两腿迅速而步子极小，既快又稳。每轿两班，四人一班，每个人的工资月银一两，轿夫约走百公尺即换班，行走如飞。换下来的轿夫叫跳上二套车休息”。如此算来，轿夫八人，每人每月一两，则全年的开销便是九十六两。
因此，京中那些高级大臣也有许多是选择坐车的。雍、乾以后，很多京官都改乘骡车，至同治时期，在京三品以下无乘轿者，光绪、宣统时期，贵人皆乘车马。
从经济角度出发，坐车比做轿的成本最少要降低一半：“若坐车，则一车之外，前一马，后或三马足矣，计一年所费，至奢不过四百金。相差一倍，京官量入为出，不能不斤斤计较也。”当然，也有强撑体面的官员，才花钱去轿行雇轿夫来临时抬轿。
坐车也分两种情况，有雇车与自备车之分。大部分中下级京官连车都买不起，只能是经常雇车。曾在京任职的何刚德说：“余初到京，皆雇车而坐。数年后，始以二十四金买一骡，雇一仆月需六金。后因公事较忙，添买一跟骡，月亦只费十金而已，然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盖当日京官之俭，实由于俸给之薄也。”最穷困的京官是极少雇车的，而是选择步行，因此不要以为当了官就威风了，其中还是有很多人连交通费都应付不了的。
再来说一说曾国藩的情况。如果了解曾国藩的大抵都知道他家的经济情况还算可以，至少是富农、小地主这个档次。可他在京为官期间，日子过得也是紧巴。置办轿子是不现实的，买车也不允许，他也只能是隔三差五雇车，就这，也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
曾国藩升为翰林院侍讲后，开始自养马车，他在家信中说：“寓中已养车马，每年须费百金”。也就是说，曾国藩每年需花费在交通上的费用，至少是一百两银子。而对于那些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京官来说，步行上班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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