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少时曾为狱吏，后有罪而免。家贫，替人牧猎为生。四十岁左右始学《春秋》杂说，颇受(转相传授)于齐人胡毋生。汉武帝即位初年(前140)，招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已六十岁，以贤良征为博士。不久因出使匈奴忤旨，移病免归。武帝元光五年(前130)，诏征文学之士，公孙弘在百八应试者中名列下位，武帝擢为第一，拜为博士。公孙弘善于察颜观色，向上奏事不准从不自辩，史称其“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因而能深得武帝之心，一年之中即提拔为左内史。不久，又迁为御史大夫，最终官至丞相，封为“平津侯”。公孙弘平时在生活上十分简朴;养后母孝谨，后母死，服丧三年;用家资养宾客，家无所余。但其为人恢奇多闻、外宽内深，表面对与其有隙者和善，暗中却必加报复，杀权臣说父偃、外放董仲舒为残暴的胶西王之太傅等事，均出于公孙弘的阴谋(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
公孙弘在学术上并无所长，但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转折过程中作用巨大。如果说董仲舒在这一转折过程中为汉武帝提供了理论依据，那么，公孙弘则主要为这一转折过程制定出了具体实施的方案。其中最为重要的作用是，公孙弘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提出并拟定了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员的措施，以及为在职官员制定了以儒家经学、礼义为标准的升官办法和补官条件。为“五经博士”设弟子的措施是一整套的关于儒家经学教育和选拔国家官员的方案，其中包括教育方针、选择条件、学习和考核方法、修业期满后的分配等一整套措施，内容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四个要点：
1、遵循“三代之道”，以实现天下“教化”为务，先办好中央官学，而后推广于地方。
2、规定为博士官设置正式弟子五十人。由太常择民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者充任博士弟子，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国家徭役赋税。
3、设“受业如弟子”的旁听生。由郡国、县道邑推荐“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优秀青年，经郡守、王相审查属实后送报太常，成为旁听生。旁听生没有定员。
4、定期的考核及任用制度。规定满一年后举行考试，如能通一经以上的，就补文学掌故缺，特别优秀的可以做郎中。才智下等及不能通一经者，令其退学。
以儒家经学、礼义为标准的升官办法及补官条件，则主要是以“通一艺(经)以上”、“先用诵多者”为准，其中品级高的可任左右内史、太行卒史，品级低的也可任郡太守卒史或边郡太守卒史。以上两个方案，获得武帝的批准，人微言轻制度加以实施(见《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
上述制度具有极其深广的历史作用及影响：一、它标志着儒学人微言轻中国封建时代官方统治思想的确立;二、它标志着儒家经学人微言轻中国封建时代“国学”地位的确立;三、它标志着中国封建时代文官制度的确立;四、它标志着中国封建时代中央学校(太学)制度的开始;五、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博士制度从秦制“通古今”的顾问官，变成了汉制的“教弟子”的教育官，并且完全由儒家学者所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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