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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早在“周”以来、“汉”以前的历史长河中，便是我们族群的一个曾用统称，根据胡鸿先生在《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一书中的论述，“夏”最早极有可能是“周人”用来自居的政治共同体统称，所谓“诸夏”、“中夏”是也，它的对应面是不在周式统治秩序内的所谓“夷狄”。至于那个商以前的“夏”，不排除它是早期国家(夏朝)、部落盟主(夏后氏)、上古族群(夏人)中任何一个可能性，它的文明发展程度，应当最多与“早商”相当。
至于这个三代之夏的得名，寒鲲更倾向于是“夏部族图腾的转化”，就像其他古国名(古地名)的来历一样。至于那些更像是“形容美好”的词义(唐之宏大、魏之巍峨、夏之华美)，难免是后世附会渲染之词，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的前提下，难免求之过深，不宜奉为圭臬。
不过，“夏”字本身也有“西方”的含义，周人自称诸夏、中夏乃至夏盟，既有可能是在继承商前之夏部族在河洛(斟鄩)、河东地区(夏墟)的号召力，也有可能是以“西方伯长”政治地位自居的后续。当然，也有可能是相对于“商”偏居在西方的“夏”本身，与方位“西”在词义上重合的结果。
夏之攀附：胡夏
“夏”作为一个族群统称级别的语词，经过周秦汉之间千余年的层累渲染，以及西周城邦共同体与秦汉大一统帝国的两度持久性、系统性的“认同建构”，彻底成为“华夏文明共同体”的简称，并配合上“用夏变夷”的文化策略，为早期的东亚世界的各个晚熟族群，提供了一套足以实现“文明进化”的捷径。(详见胡鸿先生《能夏则大渐慕华风》一书论述)
赫连勃勃之胡夏国号的出现，便是这一现象的表征，虽然赫连勃勃未必在具体执政举措中表现出多少汉化的倾向，但他以《史记》中对于当时天下各族皆炎黄与三代之后的“拟制”为“媒介”，把自己的统治合法性附着在“匈奴乃夏族后裔”上，从而实现自身对于关陇汉民的政治影响力倍增，却是毋庸置疑的“夷狄一方，用夏变夷”策略的初步展现。
至于“胡夏”之“胡”，是汉魏时期对匈奴族群的惯用称呼之一，也就是说，此处的“胡”，并非泛指所有北族，而是取其指代“匈奴”之狭义。
夏之回响：西夏
自从胡夏在今天陕蒙交界的统万城附近奠都以来，在俗称地名与行政区划名上的“夏”便在黄河几字区域落户了，它就是由统万镇改制而来的夏州(431年)。有趣的是，同样是北魏王朝，又在河东安邑之地，于公元494年设置了夏县，两个夏地便由此在拓跋鲜卑的治下开始“落实”到中国历史地理流变的沿革之中。
李元昊的西夏王朝，之所以自称为夏(也有邦泥定国、白高大夏国、西朝等自称)，便是一种来自地名上的延续。李元昊祖上一向是割据今陕蒙交界地区(夏地)的党项族裔节度使——定难军节度使，又称夏绥(银)节度使，自李思恭参与平定黄巢以来便盘踞曾经的胡夏核心地区(夏州、绥州、银州、宥州、静州)，长达一百余年，受李唐赐姓的李思恭甚至得了一个夏国公的爵号，所以李元昊的“夏”国号，有这么一层地缘因素在。
西夏之西，既是当时夏政权对于自身的自称之一(西朝)所致，也是其地理位置所致，所以便有了“西夏”这一合称作为该政权区别于其他政权的标准简称。
至于西夏建国之后，以兴庆为都，并最终导致了“夏”作为一个地名的西迁(从横山到西套)，给元以降的西套平原留下了“宁夏”的称呼(元灭西夏而定名“宁夏”，类似于北魏-唐对于统万城一带曾定名为“平夏”)，这就是“国名”与“地名”相互影响并导致迁移的又一历史地理层面显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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