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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春秋五霸”，听起来就一股霸气，当时是依据什么来评选五霸呢?
关于“霸”
霸，在汉语语境中历来都不是一个“好褒奖”。霸字的评判，往往以实力足以掌握局势为准，往往不含有道德推崇意味。换言之，霸主，虽然获得实力认可，但其道德则被不置可否。这是先秦原儒激烈抨击霸道政治路线的结果：
孔子虽然对齐桓公与管仲很推崇，但仅仅市在华夏文化对外层面推崇其保佑华夏之功，至于其在华夏文化之内的尊卑礼制层面，孔子虽未直接批评齐桓公，但孔子对晋国霸业的种种抨击，足见孔子之态度。
孟子面对战国局势，则直接高举三王之道的大旗，批评五霸乱序，把战国乱局的出现直接归咎于五霸所代表的霸道上。
荀子隆礼重法的路线，可谓战国末期新居势下，代表儒家提出的新王道方略，也是对简单的霸道的批判。荀董二儒之后，汉儒礼法并用的思想与汉帝王霸杂用的思想契合，而后的汉唐宋明清，儒家的理想政治路线，由周公式的旧王道升级为荀子式的新王道，霸道也便沦为权宜之计，而非经纬大业。
霸道VS王道的政治路线之争，体现在名号上，便是五霸VS三王的偶像之争。
以儒士为代表的先秦统一派，以王道向往着统一的蓝图
以策士为代表的先秦割据派，以霸道捭阖着割据的时局
霸字与雄字，都是割据势力的代言，“雄”稍不同处，在于其统一群雄的可能性。在儒家看来，霸主，不如群雄;群雄，不如帝王。
关于“五”
五是中国文化中，与“三”字性质相仿的数字，其概数用法，远超确数用法，古人常用“三五”来指代大概、也许等没有确定数量的规模。
自春秋战国语境之后，“五”经常被用来列举一些礼仪性、抽象性、形式性的概念，比如"五行"、"五方"、“五脏”、“五帝”、“五色”，而且，这种种不同的“五X”，甚至还可以相互对应：
五行：木、火、金、水、土
五方：东、南、西、北、中
五色：青、赤、白、黑、黄
五季：春、夏、秋、冬、春夏之间
五味：酸、苦、辛、咸、甘
五情：怒、喜、悲、恐、思
这种列举方式，源自齐国方士&阴阳家，集成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此说在汉代，随着儒家的兼容诸子和道家的形成两大思想进程，而逐步融入儒道两家的语境，五霸便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产生的。
五霸七说及其列举标准之我见
《史记》的作者司马父子，父谈师承黄老之学(杨何、黄生)、子迁师承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孔安国)，父子二人的职位(太史公)还要求其掌握天文历法知识(文史星历)。汉初显学，黄老、春秋，黄老是道家思想整合的开始(道家成形于郭象注老庄，先秦老庄若没有郭象注疏融通，相异之处还是很多的)，春秋学则是儒家容纳诸子各家的开始，再加上星历的专业背景，父子二人很容易采纳五德终始说，进而依据五方位列举出“五霸史记说”，也即今日通说之一。以五霸配五方：齐桓(东)、晋文(北)、秦穆(西)、楚庄(南)、宋襄(中)
《王霸》篇，是荀子对于王霸两道的论述，在这一篇里列出五霸，很有儒家色彩。齐桓晋文在儒家看来即是对外护佑华夏的大义盟主，也是以下犯上的始作俑者，儒家对二位霸主的态度其实很矛盾，敬仰其华夏盟主身份，却又不满其诸侯霸主身份;楚庄、阖闾、勾践，三位周礼视角下的“南蛮”君主，老荀把这三位放在这里，其中的春秋笔法不可不谓刁钻：三君的阴谋讹诈本身，便是儒家黑霸道的一大槽点，再加上其“蛮夷”的身份，两大槽点，立马显得三王的伟岸。
⒊“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阖闾”——《白虎通·号篇》
白虎通义，是东汉古今文经学两派在白虎观的大规模论战后，对一些经义纷争的一次定论尝试，是汉代儒家经学的《关于经文纠纷若干问题的决定》。这部文献，使得谶纬学正式加入儒家阵线。其用意，既有史记说的五德论影子，也有王霸说的王霸论色彩，五霸选取标准折中前两说。
⒋“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勾践”——《四子讲德论》
四子讲德论为汉代辞赋家王褒所作，此说五霸的采用，主要以辞赋论述的文学效果为目的，选取了五位有一定灿烂作为的君主，与魏文侯、秦王政、燕昭王并称，所以活得很憋屈的宋襄公没有入选、螳螂捕蝉模式的失败者阖闾夫差没有入选、人生阅历没有重耳跌宕起伏的其他晋公没有入选、在汉人看来很不光彩地与主君对着干并面临兄弟悲剧的郑庄也没入选。此说，以魅力值为标准。
⒌“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夫差”——《汉书·诸王侯表序》
此说标准应同《史记》、《荀子》两说。夫差的出现，凑齐了东南三位血性小霸主。
⒍“齐桓、晋文、晋襄、晋景、晋悼”——《鲒崎亭集外编》
此说最为符合春秋实际，晋国霸业确实是春秋时代的主轴，晋是霸主中唯一代表姬姓的国家，这一点与其变法最早、与狄交流交战最频等因素结合起来，产生了晋国霸业。
⒎“郑庄、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辞通》
此书为近代著作，举春秋前期三个世代的君主(①郑庄②齐桓③晋文秦穆楚庄)，此说反映了春秋时代的三阶段中的第一阶段。
前期动乱纷争(平王东迁以来的政权不稳：群雄)
中期稳定(晋楚争霸：两个超级大国)
后期剧烈纷争(吴越冲击：第三世界的崛起)
春秋五霸背后的“名取向”
春秋五霸前五说，在汉儒“名取向”指导下，选取着春秋君主，填满“五”个席位;后两说中，则以浙东史派的观点看历史，其“名取向”意味较小，偏近于战国七雄那样的“实取向”。
单就更为普及的前五说看，以名定霸的春秋五霸“名取向”包括：五德终始说、王道霸道论乃至辞赋文学效果等三个因素，表现了春秋五霸的语法概述性与语义名义性。
总之，春秋五霸的七种说法，无论是“五”这个概数，还是“霸”这个名分，都是有名实关系中“名”方面寓意的，代表了很浓厚的儒家思维色彩，都是列举方为了满足某种“名义”而不完全列举凑足五个数的，任何一说都无法完全概括春秋时期的实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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