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宋朝的很多皇帝都不长命呢?他们有何共同点?

  宋朝皇帝是个“多愁多病”的群体,平均寿命偏低。在宋室的遗传基因中,精神性疾病和脑血管疾病顽固不去,常表现为抑郁、狂躁、中风等症状。

  狂躁症发作往往是间歇性的,比如宋太祖总体来说还算正常,但宋人石介编纂的《三朝圣政录》中载,太祖曾迷恋一个宫女,被臣子劝谏后很快走向另一个极端,趁宫女熟睡时亲手将她杀死。这种暴戾之举与太祖的一贯为人大相径庭,以致宰相韩琦审核此书时坚决主张删去此事,理由是“充斥负能量,不能给后世做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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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天禧三年(1019年)起,真宗多次中风,有几次甚至病危。他临死那年再次中风,宰相只能去寝殿朝见他,而他已说不出话,面对上奏只能以点头表示赞同。仁宗、英宗、神宗到晚年时,也多次出现因严重中风而不能理政的情况。尤其是神宗,对西夏仓促用兵以致惨败,后导致中风,这与他急于求成的狂躁性格不无关系。

  光宗的狂躁症更为典型,他格外敏感多疑,素有“疯皇”之称。他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统治国家长达两年半,以致昏政不断、乱局频出。他刚临政时亲自放逐“大恶”陈源,后来却让陈源重做宦官班头,并发还之前抄没的家产,搞得朝堂乌烟瘴气。自发病后,他怀疑宗戚和臣子发来的讣报都在骗自己,比如四川统帅死后半年,他仍认定这是诈死而拒绝选派新帅。他还怀疑老爹要废黜或加害他而不去朝见,甚至在老爹死后拒绝出主大丧,搞了一出人伦闹剧。

  眼看光宗越来越不像话,臣子叶适建议宰相留正将皇帝的病情公之于众,以免朝野议论皇帝德行有亏。留正却说:“陛下讳疾忌医,自我感觉良好,臣子绝无资格指摘陛下有病。”于是,一众臣子只能联袂上演“皇帝的新衣”,谁也不敢戳穿光宗的反常之举。

  此外,不少皇帝智力发育迟缓,也是宋室心照不宣的秘密。宁宗向来消化不良,所以格外注意饮食禁忌,这本是人之常情,但他的行为让人啼笑皆非—命人以白纸为底、青纸为边糊了两扇屏风,上面分别写着“少饮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痛”。他每次巡行后宫,都有两个宦官各扛一扇屏风先行开路,到后妃的寝宫后竖好屏风,若有人劝他饮酒或食生冷,宦官就指着对应的屏风以示拒绝。

  作为一国之君,宁宗竟不能掌握接见金朝使者的相关礼仪,只能安排宦官替他应答,他的治国能力有多差劲可想而知。他明知被贬的太子太傅陈傅良德才兼备,问起陈傅良如今何在,权臣韩侂胄有意打压,随口说“台谏曾论其心术不正”,他连查都不查,立刻打消了起用陈傅良的念头。

  臣子华岳反对权臣史弥远专政,被捕入狱,拟定斩首。案卷呈到宁宗面前,他久闻华岳为人正直,想饶其一命,史弥远说:“刑减一等如何?”宁宗竟不知斩首刑减一等是杖毙,表示同意,于是华岳被活活打死。当世史官对他的评价较委婉,只说“临朝渊默寡言,于事少所可否”,晚宋词人周密则毫不客气地说他“不慧而讷于言”。

  度宗也是有名的“弱智皇帝”,自幼手足软弱无力,七岁时还不会说话。《宋史》为他打圆场,说他“资识内慧,七岁始言,言必合度”,完全是在尬夸。他是理宗的亲侄子,理宗无子嗣,为不让皇位落入远支宗室之手,竟谎称有神仙托梦说自家侄子是“十年太平天子”。于是,度宗在21岁时被立为太子,理宗也知道他“智商欠费”,尽力为他创造最好的教育条件。史书说他“终日手不释卷”,不可谓不用功,但理宗每次考他的功课都不顺心,偶尔答对了才赐坐赐茶,更多时候反复讲解仍不奏效,只能压着火气等次日再讲。“为尊者讳”的史料尚且如此,可见度宗的智商实在不敢恭维。度宗的生母是王府小妾,怀他时被夫人逼着喝了堕胎药,他最终虽出生了,但身心发育迟缓估计与那碗堕胎药脱不了干系。

  度宗即位后,蒙元政权对中原虎视眈眈,宋朝接连丧失战略要地,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他却毫不担忧国运,甚至连奏章都懒得批,一心躲在后宫纵享酒色。更荒唐的是,他将批奏章的事交给四个宠妃,号称“春夏秋冬”四夫人。皇帝又蠢又坏,臣民只能跟着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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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自己痼疾缠身,却因贪恋君权而不肯早议立储之事,以致朝堂生变、后妃或权臣干政—这是宋朝多位皇帝面临的窘境。英宗直到病重失语时,对臣子奏请立储的行为仍老大不快。弥留之际,韩琦递上纸笔,请他早立太子以安众心,他才哆哆嗦嗦地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韩琦又请他亲笔注明名字,他吃力地添了“颍王顼”三字。韩琦唯恐变生不测,提醒赵顼朝夕不离英宗左右,皇位这才顺利传给赵顼,即宋神宗

  神宗病重时,他的同母弟赵颢有觊觎皇位的迹象,常与异母弟赵頵出入宫禁,甚至要求留宿大内。当时神宗已说不出话,只能怒目而视。宰相王珪蔡确等重臣也与两个王爷暗通声气,神宗这才想起要尽快立年仅10岁的长子赵煦为太子,怎奈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直到他临死前四天,宰相在病榻前奏请立赵煦为太子,他才哭着点头,这场夺位之战终于定了大局。

  至于宋朝皇帝为何“多愁多病”,除遗传、性格、经历等因素外,也源于沉迷酒色的“享乐传统”,正如明人朱国祯所说:“疾病多起于酒色,而帝王为尤甚。”更重要的是,自雍熙北伐失败后,两宋诸帝先后恐辽、恐夏、恐金、恐蒙元,长期处于动荡、屈辱的负压氛围中,严重缺乏安全感,消极的精神状态可谓“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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