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社会生活的进步和交通设施的完善，为人们出门远行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当时的社会也空前活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从官方大道到乡间小路，行走着从王侯将相到贩夫走卒的各色人等。常言道“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旅途往往充满艰辛，舟车劳顿之苦自不必说，路上饮食起居也是个难题，纵然锦衣华服，也难免风餐露宿。那么，当时人出行都需要准备什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占卜、择日和祭祀
出行之前进行占卜是个非常古老的传统，甲骨卜辞中就有“贞：勿行出?贞：行出?”“往来亡(通“无”)灾?”等向卜问出行吉凶的内容。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秦汉之后，《史记·龟策列传》是专门论述占卜的文章，其中也有“卜求当行不行?”“卜追亡人当得不得?”“卜行遇盗不遇?”等内容。
如果占卜的结果显示此次出行是“吉”，那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择日。当时有专门从事占卜时日的人，叫做“日者”，《史记》有《日者列传》记录这类人的事迹。《墨子·贵义》记载，墨子北上前往齐国，路上遇到一位日者，这位日者对他说：“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听，后来事情也没有办成。不过墨子认为日者的理论是错误的，他指出，根据文献记载：“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如果每逢甲日、乙日不能东行，逢丙日、丁日不能南行……将极大限制人们的出行，导致人心困蔽，那时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了。不过，当时确实有很多出行的禁忌日。根据睡虎地秦简《日书》的记载，全年有41.3%的日子不宜出行。想选一个良辰吉日出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即使等到了能出门的吉日，也不能立即上路，临行前还有最后一道程序——行“祖”礼，即祭祀路神。据《诗经》和《周礼》的记载，祭祀路神是要宰杀牲畜的，祭祀用牲为羊或狗。以羊为牲的，先将羊的油脂与草一起点燃，再将羊肉烤熟作为祭品;以狗为牲的，驱车在狗的身上碾压过去，大概是用车轮上的狗血来辟邪。《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离燕赴秦时，就在易水之畔行祖礼。
总的来看，当时人出门之前进行的占卜、择日、祭祀等活动主要是为了寻求心里安慰。战国时期人口仍然相对稀少，山林之中毒蛇猛兽出没，还可能遇到杀人越货的盗贼，旅途充满着凶险。不过像墨子那样不信这一套的人也很多，特别是策士们常年奔走于各国之间开展外交博弈，不可能非得等到良辰吉日再出发。
高官显贵出行必备——车马钱粮
马车在周代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贵族出行都是乘车的。孔子曾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以徒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从大夫之后”指在正式场合跟随在大夫后面，也就说孔子也是大夫级别的，而大夫们出行都是乘车，孔子不可能跟在人家车队后面徒步走。生活在战国中期的彭更说当时一些士人“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就是这样的名士，率领着由数十辆马车构成的庞大车队游走于齐、魏、滕、邹诸国，备受礼遇。
战国时期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圆奁
战国时期策士们凭三寸不烂之舌扰动天下大势，出行往往肩负着重要使命，出于政治目的和安全考虑，他们出行的排场往往很大。秦武王派张仪出使魏国，准备了“革车三十乘”;楚顷襄王派景鲤出使秦国，带了五十乘车。使者的马车越多，说明对出使的国家越重视。苏秦曾以燕国使者的身份带了一百五十乘车出使齐国，齐国也以接待诸侯国君的高规格礼仪来迎接苏秦。
众多的出行随员意味着巨大的花销。所谓穷家富路，旅途中需要花钱的地方是很多的。比如，虽然驿站能提供饮食，但要想改善伙食就得自己购买酒肉。据《孟子》记载，孟子离开宋国时，宋君赠给他黄金七十镒作为盘缠;孟子在薛国时人身安全存在隐患，薛君赠送给他黄金五十镒购买武器用以自卫。另外，像策士为了完成政治任务还要公关，花费更加巨大，所以他们在出使时会携带大量钱物。公孙衍作为魏国使者出使齐国，要拆散齐、燕、赵、楚的会盟，带了五十乘车和黄金一百镒;楚国新城令派策士城浑游说楚王将新城升级为边关主郡，给了他黄金五百镒;策士郑强替楚国游说秦王伐韩，带了黄金八百镒。
粮食和炊具也是出远门必须要携带的。驿站虽然可以免费提供食住，但时长却有限制。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就规定，如果公差在一处驿站滞留超过十天，驿站就不再提供饮食。西汉初年的这条律令应该也是沿袭战国时期的。万一因事在某处耽搁时日，就需要自己生火做饭了。
还有一种常见情况，就是走到既无驿站又无逆旅(民营客栈)的荒郊野外，也得自己做饭。当年孔子一行被困于陈、蔡之间，子贡想办法弄到了米，“颜回、仲由炊之于坏屋之下”。(《孔子家语·在厄》)策士蔡泽在韩、魏边境时，“遇夺釜鬲于凃(通“途”)”，(《史记·蔡泽列传》)说明他也是自带炊具的。
除了车马钱粮这些必需品外，达官贵人出行还会带一些生活用品，比如夜里照明用的灯具——行灯。甘肃平凉市庙庄战国秦墓出土了一盏行灯，闭合状态下高16.7厘米，开启之后高30.2厘米，口径11.3厘米。收合时，为三足圆鼎。构造精巧，设计科学，使用方便，封口严密不溢油。当然，更多的生活用品可以沿途购买，战国时期商业还是比较繁荣的。
官吏出行必备——符节印信
战国时期官吏出行是住驿站的。驿站在当时叫做“遽”或“传”，驿卒被称为“遽人”，《周礼》称之为“遗人”。在《周礼》构造的理想化制度中，官道应该每隔一段距离就有驿站：“凡国(国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即每隔十里就有提供饮食的餐馆，每隔三十里就有住宿的地方，每隔五十里就有市场。路室和候馆都是驿站，候馆的规模和级别更高。这从两者储存物资的多寡也能看出来——委和积是指粮食和草料，《康熙字典》说两者的区别只是数量的多寡：“少曰委，多曰积。”当然，现实中驿站未必如此密集，吃住条件可能也不尽理想，但驿站依然是大小官吏出行的重要保障。
当时大多数官吏出差都是徒步而行，少数高官可以乘车，此外就是负责传递紧急情报的人员可以乘车。南越王墓出土的虎节上有“王命命车驲(读rì)”五个字，驲是驿传的专用车，说明持此虎节者是奉命驾车出差。乘车者可以在驿站免费保养车或修车，根据睡虎地秦简记载，驿站一般都备有车辆的零部件，还有脂(用来给车轴润滑的动物油脂)和胶(用来粘合车辆部件)。
因公出差的官吏出门一定要带好符节印信等官方凭证，这样才能住进驿站。不同身份的人所持符节印信也各异，据《周礼》，符节中最贵重的是玉节和角节，材质分别为玉石和犀牛角。考古文物中还出现了青铜材质的金属节，目前出土有三件“龙节”、两件“虎节”、两件“鹰节”;此外，还有“雁节”、“马节”、“熊节”等。这些节并不大，两个虎节的厚度不过0.3厘米。有的节上会有字标明持节者的身份和待遇，如一件龙节上就有“王命命传赁，一担食之”字样。李家浩先生指出“赁”就是租赁、雇佣的意思，即持节者是国君雇佣来专门从事驿传的人员。一担是持节者一个月的口粮，按每月三十天计，则驿站需要给持节者的口粮为一天四升，约合今900毫升，折合为大米的话是一斤半左右。出土的秦简《传食律》还详细规定了不同级别官吏每天的口粮，以及每个人能获得的盐、酱、菜数量和给马的草料。这些详细的标准也反映出当时各国驿站系统的发达。
平民出行必备——干粮和绑腿布
平民百姓出门无法住驿站，吃住都需要自理。为了省钱，平民远行往往自带干粮，叫做“糗(读qiǔ)糒(读bèi)”。准备多少干粮需要视行程远近而定，《庄子·逍遥游》说去城郊的人，只需要带一日三餐;去百里之外的人，要在出发前连夜舂米准备干粮;去千里之外的人，则需要用三个月的时间筹备粮食。不过，准备的干粮过多会增加行李的重量，并不利于远行，这三个月时间应该主要是用来筹备盘缠，因为干粮还可以在路上购买。道路沿途会有民营旅店，叫做逆旅，价位不同，条件各异。当然，还可以选择借宿民宅。
平民远行一般都是徒步。在文献中，平民和徒步是紧密结合甚至可以通用的两个词。如《墨子·鲁问》：“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淮南子·泛论训》：“苏秦，匹夫徒步之人也。”
当然，家境殷实的平民在出门时是可以乘坐马车或牛车的。《列子·力命》有一则寓言，说贫穷的北宫子外出时只能“徒行”，富有的西门子外出则“结驷”，就是乘坐四匹马拉的车。《史记》记载，大商人陶朱公派他的儿子带着大量黄金去楚国，为了安全起见，将黄金藏在不值钱的器皿中，用牛车拉着去。
徒步远行是一件很苦的事情，一篇托名苏秦的文章“自述”贫穷的苏秦出门远行时“无罢车驽马、桑轮蓬箧，羸縢负书担橐，触尘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茧，日百而舍”。(《战国策·赵策一》)“桑轮蓬箧”指用桑树木料做的轮子和用草编织的车箱，是最便宜的造车原料，但苏秦连这样最便宜的破旧马车都没有。“羸(léi)縢(téng)”指用布绑腿裹足以利于远行。苏秦背着书籍和装行李的口袋，满面灰尘，风餐露宿，脚上长了一层又一层的茧子，每天要赶一百里的路才投宿。《淮南子·氾论训》则说苏秦在远行时携带有“靻(读z?)蹻(读qiāo)嬴(读yíng)盖”，清代学者王念孙指出，“靻”当作“靼(dá)”是指用柔软皮革制作的鞋子，蹻则是草鞋;“嬴”通“籝(读yíng)”，竹编的箱、笼;“盖”是绑在竹筐上遮阳用的布盖。
徒步远行对人的腿和脚是个考验。《吕氏春秋·爱类》记载：“公输般为高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所谓“裂裳裹足”就是撕裂衣服去包裹小腿和脚。这样做能缓解腿部酸痛和脚部磨损、预防蚊虫叮咬，还能防止荆棘、岩石等刮伤皮肤。绑腿布可以说也是徒步远行的必备品。
关于战国时期出门远行的细节当然还有很多，本文也只是简要叙述了一些注意事项。无论古今，出门远行都是一件大事，提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至于在途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就需要人们随机应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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