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下文献资料，你能想象到这些肖像描写是联系到一个人的身上吗?

　　“天表奇伟，神采焕发，双瞳日悬，隆准岳立，耳大声洪，徇奇天纵。稍长，举止端肃，志量恢宏，语出至诚，切中事理。”(《清圣祖实录》)

　　“身材比普通人稍高，堪称姿态优美，比我们稍胖些，但还达不到中国人所谓的‘富态’的程度。脸也稍宽，有痘痕，前额宽大，鼻子和眼睛比中国普通人小些，嘴美，颐和蔼，动作温柔，一切容态举止，都像是位君主，一见便引人注目。”(李明《中国近世报道》)

　　“年约五十岁，中等身材，仪表令人肃然起敬，有一对黑色大眼睛，鼻子隆起，略歪，垂着黑色髭须，几乎没有胡子，脸上有麻点。”(伊兹勃兰特《俄国使团使华笔记》)

　　“身长不过中人，两眼浮胞，深睛细小无彩，颧骨微露，颊瘠颐尖……性躁急，多暴怒。”(闵鼎重《老峯燕行日记》)

　　“向西盘膝而坐，广额，顾稍杀，髯犯颊而斑白，雌雄眼，神气清明。”(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

　　是的，它们是不同时期、不同国籍背景的文士对康熙皇帝外貌形象的描绘。出自《清圣祖实录》的说法自然是溢美之词，那么来自于法国、荷兰和朝鲜的传教士、使臣们，何以在不用考虑康熙皇帝感受的前提下，得出如此相去甚远的形象描述呢?统御大清王朝长达六十一年的康熙皇帝，在外国人的眼中又有着怎样的形象?

　　康熙帝画像

　　传教士笔下的“哲人王”

　　依据白新良先生的研讨收拾，康熙年间西方来华传教士不下三百余人，他们在华期间与国内多有信件往来，仅《耶稣会士我国书简集》中便收录了发自我国的信件152封，从前来华的传教士们在回国后也宣布过一些回忆录和介绍我国的文字，如《我国近事》、《鞑靼/">鞑靼纪行》、《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我国近事报导》、《张诚日记》、《徐日升日记》等等。其间，对康熙皇帝的点评最为直接的是白晋的《康熙皇帝》，1697年，他在献给法王路易十四的这本册子中这样写道：

　　“他天资极高，思想灵敏，博闻强识，明察秋毫。他具有经得起纷繁复杂的事故考验的坚强意志，并具有拟定、指挥、完结雄伟规划的杰出才干。他的嗜好和喜好均高雅不俗，与他的帝王身份非常相称。他为人公平，主持正义，倡导德行，爱民如子，具有遵守真理的可贵质量以及抑制情欲的惊人自制力。诸如此类的尊贵质量，在他身上举不胜举。更让人惊奇的是，这样一个日理万机的君王，竟能对科学的学习如此勤勉，对艺术的喜好如此醉心。”

　　1689年，闵明我在对法国汉学家莱布尼茨介绍康熙皇帝时说:“(他)对常识的渴求简直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能了解欧几里得几何学、三角学核算，并且可以用数字来表达地理现象。”曾依据法国人迪奥尼斯的人体解剖学为蓝本翻译出《钦定格体全录》的巴多明，对康熙皇帝的科学精力更是倍加称誉，说他“酷爱科学，巴望取得外国的常识……在许多世纪中才干见到一个的那样特殊人物之一，他对自己的常识面不加任何约束，亚洲一切君主中从未有任何人像他这样酷爱科学和艺术。”

　　满文本《钦定格体全录》书影，它整合了当时最先进的西医人体解剖学著作。

　　“贪财好货”的昏君，还是太平有成之主?

　　与西方世界向康熙皇帝毫不保留地表达敬意不同，在家门口的朝鲜士人阶级眼中，清朝的皇帝们始终都是一副刻薄、暴戾的“妖魔”形象。比如开篇引用的朝鲜使臣闵鼎重在康熙八年(1669)对康熙皇帝外貌的描述，活生生将十五岁的少年皇帝形容成了一个尖嘴猴腮、喜怒无常的小老头。康熙三十四年(1695)冬至副使李弘迪对康熙的印象是：“皇帝荒淫游畋，不亲政事。用事之臣，又皆贪虐，贿赂公行。”康熙五十一年(1711)谢恩使朴弼成、闵镇远等对朝鲜国王述职时则表示：“彼皇贪财好货，拜官皆以赂得，商贾之润屋者，辄授职级。民不聊生，怨声载路。往来馆中者，无不斥言如是矣。”

　　诚然，这些来自他者的批判未必不是康熙时代的另一种写真，可为了维系思维定式中的形象而进行的过度扭曲，往往会让亲历者茫然无措。康熙五十二年(1712)，朝鲜文人金昌业随出使燕京的兄长金昌集来到北京，在他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中留下了许多自己对传统观念的质疑与反思。比如，他认为皇帝重视木兰秋狝等活动并非是出于休闲娱乐的目的，而是“入中国70年，居处饮食渐奢侈，失其本色，以故使之朝夕往来以习其驱驰，不设其所居以警其安逸，其意可谓深远。”面对朝鲜国内盛传的“旧闻皇帝于畅春园作离宫十五处，贮以北京及十四省美女，宫室制度及衣服饮食器皿皆从其地风俗，而皇帝沉湎其中”的说法，亲眼得见畅春园的金昌业更是大呼上当：“畅春园南北二百余步，东西百余步，岂容置十五处离宫乎?”在“制度朴野，无异村庄”的畅春园外，这个深谙儒学的外乡人感叹道：“以康熙之俭约，守汗宽简之规模，抑商贸以劝农，节财用以爱民，其享五十年太平，宜矣!”

　　那么，畅春园到底是不是真如金昌业所言“制度朴野”呢?经常出入畅春园的白晋在这处皇帝“很喜爱的园囿”时说：“里面除了他命人开凿的两个大水池和几条河道外，再也没有什么使人感到与一个既富有又强盛的君主所应有的豪华气派相对称的东西了。那里的一切确实非常洁净。它的建筑，它的庭院，它的布置，比起巴黎郊区一些王侯爵爷的别墅来，要逊色得多。”曾于康熙五十二年参加康熙皇帝六旬万寿庆典的扬州盐商程庭对畅春园的印象则是：“垣高不及丈，苑内绿色低迷，红英烂漫。土阜平坨，不尚奇峰怪石也。轩楹雅素，不事藻绘雕工也。”

　　由此可见，金氏所言尚属可信。

　　评价何以天壤之别?

　　那么，同样是站在他者的视角上，东西方的观察者们为何会产生这样悬殊的评价呢?

　　首先是受所处环境“社会集体想象”的主观因素影响。“社会集体想象”是来自于比较文学领域的概念，也可以称之为“套话”。套话是比较文学形象学中描述异国异族形象的一个术语，姜智芹教授在《欲望化他者：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一文中指出，关于异族的套话“是整个社会想象力参与创造的结晶。”并且“它一旦形成就会融入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深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本族人对异国异族的看法。”西方传教士和朝鲜使臣对康熙评价的基础，恰恰是本民族对清代统治阶级的既有“套话”。

　　大概自13世纪起，随着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的流行，以及曾经到过东方的传教士带回的有关中国皇帝“仁慈、公正、勤勉、富有智慧与德行”等正面评价，西方世界对中国和它的统治者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套话，它不但为西方人勾画了一副美丽神奇、充斥着金银财宝的中国图景，而且激发了人们对以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开明的君主政体”，以及政府“用知识、用爱而不是用暴力来治理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向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西方文化抱有极大兴趣的康熙皇帝，很快成为17世纪西方世界最完美的“哲人王”。

　　与西方传教士对康熙皇帝带有文本式的歌颂不同，以藩属身份受制于中原政权的朝鲜，始终怀揣着对大明王朝的无限眷恋和对儒家文化的坚守，同时又夹杂着对皇太极时代清帝国两次入侵的民族仇恨。因此，其士人阶级形成的对满洲族群的套话自然是一种以“小中华”自居、鄙夷满人为“夷狄”的形象印记，并藉此习惯性地将清代统治者的形象妖魔化。

　　其次，出于宗藩次序和对未知范畴的好奇，康熙皇帝对朝鲜青鸟使和西方传教士给予的对待存在距离。作为藩属国朝贡而来的青鸟使，全部礼仪标准必定遭到相关准则的束缚，在朝廷的角度，属臣终究是属臣。而传教士们则不同，他们尽管也在任钦天监或宫廷任职，活泼于交际、艺术甚至医药范畴，但同时也是文明的传播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充当着皇帝师长或医师的人物，因而，他们得到的是君臣体系之外的“家人待遇”。

　　再次，是对康熙皇帝所寄予的期许不同。关于朝鲜君臣而言，他们深信“胡无百年之运”，又只能寄希望于执政者糊涂导致我国的内争，因而得到的客观实践只要在契合套话颜色的前提下才干够为朝鲜君臣所接受。而关于传教士们而言，“传播福音、推动科学、扩展本国影响”才是他们远渡重洋的动因，相应地，他们需要对康熙皇帝甚至欧洲的统治者们采取投合的态度，以交换最大的实践利益。

　　至于康熙皇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对自己从前有过这样的点评：“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想来应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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