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时期，晁错为什么要坚持重农抑商政策，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无农不强，无商不富，自古以来，商业便是有效整合社会生产资源的最佳粘合剂，为促进物资交互、避免生产浪费、增加社会财富、提高政府税收做出了突出贡献。在遥远的商朝，华夏民族的祖先便已经充分应用商业来推行社会的发展，唐朝、明朝的盛世，更是离不开商业的支持。
然而在汉朝的景帝时期，御史大夫晁错却效仿战国变法家商鞅，重提重农抑商，并且创作了著名的《论贵粟疏》。作为一位执政经验丰富的成熟政治家，晁错的这种行为令后人十分不解，不过当我们了解到他提出此建议时的社会背景，便不难了解他的真正目的。汉朝商业蓬勃发展，商鞅遗制逐渐消失
文帝执政时，已然摆脱了秦制的影子，出现这种原因并非是因为他个人对秦律有意见，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
秦制的创造者是战国时期的变法家商鞅，在这部严苛的社会律法中，有一点非常关键，那就是重农抑商。汉朝建立后，从第二帝惠帝到第五帝文帝，皆选择了黄老之术治国，给予社会充分的休养生息，因此商业自然而然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昔日商鞅之所以要在秦国实行变法，是因为当时秦国龟缩一角，周边强敌环伺，为了生存乃至壮大，必须通过武力对外扩张，继而要将国家打造成战争机器。秦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士农工商兵样样精通，所以商鞅就通过重农抑商来保留百姓农兵两个属性，将个人打造成完全为战争服务的工具。
秦国百姓的个人需求被严重限制，除了准备军粮就是上阵杀敌，这对他们很残酷，自然不会被轻易接受，于是接下来商鞅接着又借助法律，以酷刑威胁，强迫逼得百姓接受，铸成了既定事实，奠定了秦朝抑商的基础。
到了文帝时期，仁慈爱民的文帝则是希望让利于民，大力支持商业发展，使得商鞅遗制逐渐消失。
历史经验证明，商业势必成为社会的粘合剂，对农业发展和积累社会财富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汉朝社会逐渐富足，晁错却突然上书《论贵粟疏》
汉朝自惠帝执政后，已经基本从秦末的战乱烽火中走出来，得益于农耕文明强大的生产力，百姓们的生活质量快速提升，整个社会的财富也大量积累。这些事实，都是晁错亲自承认的：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
然而晁错接下来话锋一转，完全忽视了"资财之道"，而是又将思路引回了农业上。在他看来，汉朝的农业，眼下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首先，晁错认为当百姓发现商业比农业更容易积累财富后，很容易造成农业人口向商业人口流失，最终造成良田无所耕的浪费现象，对国家积累储备粮造成伤害。
其次，晁错认为商人会用商业红利收割农业人口的利润，伤害百姓的耕种热情。
最后，晁错认为汉朝疆域辽阔，虽然眼下百姓人人有田种，但是还有许多之前不适宜耕种的荒地、山地、沼泽地、盐碱地无法耕种，如果政府用法律强制百姓开荒，国家会获得更多的土地，积累更多的粮食。
以上三点问题，倒也是客观存在而非晁错主观捏造的，因此他才会向文帝上书《论贵粟疏》，将这些问题拿到台面上，以半劝诫半威胁的语气，逼迫文帝做出改变。晁错重农抑商的思想错在哪里?
在了解《论贵粟疏》的产生原因后，让我们再去回顾一下晁错创作此文时的社会背景。
文帝执政时期，他积极施行黄老之道，主张让利于民，并且制定了一系列诸如减免税赋，免除徭役等轻政府、重民生的治国政策，因此使得民间财富增加，而国家财政收入减少。表面上看，百姓自然因为收入增加而变得更加幸福，然而国家却面临着财政收入不足，抵抗突发风险(战争、瘟疫、天灾)的动员能力降低的现实。
当时，北方的匈奴蠢蠢欲动，南越也很不老实，而汉朝内部也开始削藩，内忧外困虽然还没有真正出现，但是却俨然为汉朝带来了许多假想敌(后来这三点悉数爆发)，巨大的危机意识产生了战争需求，要知道国与国之间的大型战争，拼到比拼的就是后勤，后勤跟不上，的一方，自然会成为战败的一方。
这种潜在的忧患意识，使晁错感到十分危急，最终他错误地选择了秦国的老路，打算以全民皆兵制度抵御外敌，而汉朝要为此付出的条件，就是牺牲汉朝数十年休养生息的成果。
晁错之错在于，如果抑制商业，那么农业最终也会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阶段，无法有效地实现资源和人力的最优化利用，想象一下，如果粮食取代货币，那么绝大多数粮食都要滞留在产地，即使要运输，也会在运输过程中造成巨大浪费，等于还未开战便无故消耗掉百姓积累的财富，这其实是对国力的一种伤害。
晁错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后勤的确是综合国力的比拼，然而他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那就是商业行为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一个强大健全的商业体系只会起到对农业乃至社会的促进作用，而不会与农争利。
假如商业强盛，那么人民生活富足，身体素质突出，个体的战斗力自然强悍。社会积累的财富多，地方的税收自然水涨船高，才有足够的钱财打造更坚固的城池，囤积更多的战备粮和军用物资。更重要的是，只有百姓生活好，才会对本朝建立起归属感和守护家园的决心，这种精神力量会对战斗力起到巨大的加成作用。
秦朝重农抑商却取得一统的成功之路有极大的偶然性，贾谊曾经指出六国之亡在于六国而非秦，像白起等秦军作战时，消耗的粮草并非全是由秦国运来的，而是沿途劫掠所得，这说明商鞅的制度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晁错罔顾社会背景强行提出重农抑商，实在是一种错误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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