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片里一个常见的“豪气桥段”，就是“大侠下馆子”：经常是热热闹闹的酒店里，满脸横肉的“大侠”吃饱喝足，竟连“多少钱”都不问，随手放一块银子在饭桌上，然后潇洒飘然而去。“豪横”一幕，也叫多少“武侠迷”连呼身不能至，纷纷心向往之。
那这“豪横”场面，放在真实的历史上，究竟有几分靠谱?首先，倘若这类场景，放生在明朝中叶(16世纪)之前的中国古代世界里，可以说严重不靠谱。倒不是“大侠”们没钱，而是在明朝中叶以前，“用银当钱”这事儿，属于严重不合法。就算大侠“敢放”，店家也未必敢收。
有多不合法?中国人使用白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甘肃玉门火烧沟墓地出土的银鼻环，公认中国境内最早的银制品。战国时代的墓葬也告诉我们，那时的白银，已被国人用于“武器”“首饰”等各个领域。但“当钱用”的历史，却显然短得多——明朝弘治元年起，征税才开始用银。嘉靖四年起白银大量在市场流通，隆庆元年明朝正式宣布“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白银这才算完成“上位”，成为法定货币。
而在这之前，“拿白银当钱用”会有多麻烦?就看号称富庶的唐代，其实哪怕是盛唐年间时，大唐也常为“贵金属原材料不足”苦恼。别说白银了，铸钱的铜都是年年稀缺，唐朝曾限制商人带铜钱出境，甚至禁止民间买卖铜料。铜都如此贵，用白银当然更奢求：唐代倒是把白银做成“银挺”，然后就是用来做各种金银器，或是当馈赠礼品。直接拿来当钱用?几乎是没有。大额的货币支付，在唐代多是用绸缎布帛。
那到了传说中“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呢?白银“当钱用”的时候，倒是比较多了。比如宋朝“花钱买和平”的《澶渊之盟》，每年就是要支付“银十万两”(后来增到二十万两)来“买和平”。宋高宗“臣构”靠“必杀飞”换来的《绍兴和议》里也规定，南宋每年要“上贡”给“金大伯”二十五万两白银。此外南宋官府采购粮食茶叶等物资，也经常“出银十万两”，发军饷时也经常“犒军银”，看似“白银当钱用”的时候不少。
但事实上，除了“买和平”“孝敬金大伯”外，宋朝日常用银，哪怕是官府行为，也往往是把白银兑换成铜钱后再支付——白银距离“法定货币”，那时还是很远。
所以，就算是传说中“大侠很多”的两宋年间，大侠们行走江湖，花钱时也不用白银。比如宋初江湖上的知名豪侠，亦后后来“发明纸币”的一代名相张咏，早年在江湖上行侠仗义时，也常接受“粉丝馈赠”，比如仰慕他的汤阴县令，就馈赠给他“万钱”。他在江湖上大杀南北，住过不少酒馆客栈，但结账的时候也是用铜钱。“扔下一块银子就走”的豪迈事儿?那是真没干过!
为什么会这样?根子上还是白银太少。中国本身就不是产银国，铜矿本来就少，银矿当然更少。唐朝年间，中国每年的白银产量也不过一万五千两。宋代时手工业大发展，但“赚白银”最多的北宋年间，白银的最高产量也只有每年88万两，正常年景只有二三十万两。就这么点白银，每年还要“刨出去”几十万两“买和平”“孝敬金大爷”，这宋朝的“积贫积弱”，看这“缺银”，就知道有多严重。
所以北宋靖康之耻时，金兵狮子大开口，要北宋“孝敬”一千万两白银。号称“丰亨豫大”的汴京城翻了个底朝天，从皇宫到老百姓家，家家白银掏干净，最后也只凑了一百万两白银，只是五百多年后李自成在北京“追饷”所得的七十分之一。到了南宋给“金大伯”送孝敬时，由于产银地都“割”了出去，南宋白银产量锐减，每年的二十五万两白银“孝敬”，也是勒紧裤腰带都常凑不齐，每次过去“交割”，都常惹得金国官员骂娘。
看过这类景象就知道，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宋朝白银收入过亿”“宋朝白银远超元明清”的“高论”，多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放在这样的年代里，哪位“大侠”能在饭馆里“吃完饭放下一块银子就走”，分明是“来错了时代”。
而明朝中期起，白银扶摇直上的地位，以及最终成为“法定货币”的上位史，也同样得益于白银的大量涌入。随着“航海时代”的到来，明清的外贸水平远超唐宋，单是16世纪的几十年里，明朝就像葡萄牙西班牙卖出了二百万件瓷器。另外明末每年仅从澳门一地卖出的丝绸，就多达六千担。还有白糖、铁锅等“中国制造”，全凭着硬核的工艺水平，年年在国际市场大赚。
发展到清朝雍正年间时，单是在广东一省，每年纷至沓来的“夷船”都不带洋货，每艘船都是满载白银，上岸就拼命扫货。单是享誉中外的佛山铁锅，每年就要卖出两万多斤。可以想象，有多少白银因此“蜂拥”入中国。以十七世纪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报告，单是每年从菲律宾涌入中国的白银，就在200万比索以上。日本学者小叶田淳断定，明末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保守估计在七千万两以上。甚至许多外国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全世界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白银，都进入了明清时代的中国市场……
以这个意义说，白银“法定货币”的“扶正”过程，正是古代中国外贸“赚世界钱”的缩影。
这样的大趋势下，“下馆子掏银子”也成了明清生活的日常，豪气的大侠们，自然也有可能“豪气”一把。但“放下一块银子”在桌上，在明清年间能有多少购买力呢?明清年间的白银，最大的有五十两一锭的银锭，另外还有“二十五两”“十两”等各个级别。更小的还有“银锞子”。
这些大大小小不等的“一块银子”，都能在饭馆里吃到什么?可以看看物价：以万历年间《宛署杂记》统计，1钱6分白银可以买8斤上等猪肉，1钱白银可以买5斤鲤鱼，4分白银可以买一只活肥鸡。明代小说《金瓶梅》里，西门庆的女儿女婿妻妾等九人，花一两银子就办了桌“烧鸭两只鸡金华酒配菜”的上好酒席，九个人连吃带喝吃了一天。至于五十两的大银锭?《三言二拍》更告诉我们，可以买套“坟边左近”的低档房了。
再可以看看工资，明代县衙里的马夫，年薪是40两白银，但县衙里的更夫，年薪只有3两6钱。“铺兵”的年薪也不过9两六钱。放在清代的官员阶层，乾隆年间巡抚的“年俸”是150两，总督的年俸是180两。
所以说，无论比物价还是比工资，如果哪位大侠真的“放下一块银子就走”，哪怕是几两银子的银锞子，那也能叫店家乐开了花。能这么干的大侠，必然是“土豪级”。
特别是放在鸦片战争前夜，“一块银子”的购买力，那要比之前更高：和明末清初年间“火热外贸”的景象不同，乾隆年间时，一批批传教士“学习”走了中国的造纸、瓷器、纺织。种茶等产业技术，外加西方工业革命的推广，“中国货”的优势早已不在，反而海外汹涌而来的鸦片，却让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19世纪的前三十多年，英国向中国走私了四十多万箱鸦片，保守估计赚走了三亿多银元。
如此一来，就带来了恶性循环，一边是白银大量“流出”，中国境内白银锐减。白银的价格也飙升。乾隆年间时，中国的一两白银兑换八九百文铜钱，但道光年间时，一两白银却要兑换一千七百多铜钱。而老百姓完粮纳税，却还要把手里的铜钱兑换成白银，等于是多一道盘剥。鸦片战争前夜，以林则徐的叹息说，苏州汉口等昔日的商业重镇，都是“各种货物销路皆疲”，缺银的困境，困扰近代前夜的大清上下。
而另一方面，民间无比重要的“一块银子”，放在鸦片战争前夜的官场上，却是越来越不值钱。以《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当时的清王朝，已是越穷越腐败，民间难得见白银，官场上却一切白银开路：在当时经济相对不发达的陕西，每年给西安将军家的门子，都要多次送礼，每次“门包”至少四十两。给西安将军的“三节两寿礼”，每次至少八百两白银。给当地其他“同级高官”，也基本是这待遇……
甚至，刚就任陕西粮道的张集馨，当时进京活动，单是给京城各级官员送“别敬”，前后就送出一万九千两。这“手笔”，放在当时的清代官场，还都是“抠门”级别。却足以叫武侠小说里“豪横”的大侠们，“放下一块银子”后自叹不如。
看过这样“银子不值钱”的怪现象，就能够理解：不久后的鸦片战争，大清为何会这样惨?
“一块银子”的学问，如一面历史的镜子，照出了古代中国曾经的辉煌，也照出了多少发人深思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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