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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是我们很熟知的诸侯国，它始建于西周晚期，为商代奠国(鄭)的承续，初始地在今陕西华县，始封君是周宣王的异母弟、周幽王的叔叔郑桓公姬友。西戎乱周前夕，郑桓公看到了西周将亡的苗头，为了郑国的前途，郑桓公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原有的基业去东部重组郑国。在太史伯的协助下，郑桓公看中了东都洛阳以东那一片寸土寸金之地，但当时洛阳以东一带被以郐国(河南新密市东南)、东虢国(河南荥阳西北)为首的东洛十国牢牢占据，并没有多余的土地。最后郑国以“寄帑”的名义向郐国等小国借地，相当于近代流行的“租界”。郑桓公将陆终后裔之国的郐国定为重点对象，以王亲国戚的身份向郐君借地，郐君为了巴结到这个威震宗周当今周王的叔叔，慷慨献地。自此，郑桓公、郑武公两代凭借这一席之地逐渐发展壮大，成功利用周室东迁的历史机遇蚕食东洛十国，为后续郑国的崛起打下根基。
郑国真正的崛起得归功于周室东迁，幽王末年，西戎乱周，郑桓公为保护周幽王被西戎所害，其子郑武公继位后，与秦、晋、卫联合击退犬戎，协助平王东迁，执掌周室大权，并获得了向周边拓地的天子特权。转型后的郑国控制王都洛阳以东大片土地，郑庄公“挟天子以令诸侯”，打着周天子的旗号东扫西讨，威震四方，成为当时姬姓诸侯中威望最高实力最强的诸侯国。周平王在位五十余年，郑武公、郑庄公两代凭借周室攒足了人气，威望一度威胁到了周王的权威。继任后的周桓王借助虢公忌父分摊郑国势力，免去郑庄公卿士之职，致郑庄公强烈不满，在谋臣祭足的策划下，带人潜入周王畿收割周王的麦子以挑衅天子权威，周郑自此失和。公元前707年，多年积怨的周郑爆发了繻(xū)葛(河南长葛市北)之战，周桓王亲征败北，天子颜面彻底丧失。郑国的崛起可以说是两周交替这一特殊社会形式下一大怪胎，是打破森严周礼近三百年机制大周朝的第一个吃螃蟹者。
然而物极则反，郑国的鼎峰时期也是衰落的开始。郑国从鼎峰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权臣祭(zhai)足。祭足是祭国后裔，是郑庄公身边的重要谋士，郑庄公做的那些僭越的事，很多都出自他的手笔。郑国称霸后，成为郑国乃至整个春秋史上第一大权臣。郑庄公死后，祭足一手掌控郑国君位废立大权，先立郑昭公公子忽，后与宋国合谋改立郑厉公公子突，后郑厉公忌惮祭足权势欲杀祭足，事败出逃国外，祭足再次迎立郑昭公。郑昭公死后，祭足又陆续拥立郑子亹(wěi)、郑子婴两任国君，直到去世。短短七八年间，祭足前后废立更替四位五任君主，使郑国内政陷入混乱，也给郑国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郑庄公的霸业徐徐落下帷幕。
但真正导致郑国衰败的是“七穆轮政”，七穆，郑国七大贵族，即驷氏、罕氏、国氏、良氏、印氏、游氏、丰氏，皆为郑穆公之后。郑国七穆与晋国六卿、鲁国三桓齐名。我们熟知的郑国名臣子产，即出自七穆之子国一支。郑穆公死后，郑襄公即位，开始了七穆轮流执政的生涯，国君君权逐渐旁落。七穆之间因为权力时有冲突，致郑国内乱不断，如西宫之难、纯门之师、伯有之乱、子晳之乱等，大大削弱了郑国国力，七穆轮政从郑襄公时期开始到郑声公时期结束，前后长达一百余年，直接导致郑国的衰败。虽然郑简公时期子产当政，对郑国进行了一系列改制，如田改、铸刑鼎(公开律法)，七穆在此期间关系较为缓和，主持与晋国、吴国、楚国等国结交，使得郑国政坛气象一新，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郑国的衰退，但历史的进程无法阻挡，子产死后，七穆之间继续争权夺利，消耗国本。
春秋末年，苟延残喘的郑国又迎来了新的死敌：新兴的韩国。三家分晋后，韩国正式成了郑国铁邻，春秋末年天下诸侯兼并成熟，战国七雄规模初成，韩国地处中原腹地，四周强邻，无力拓展，郑国成了韩国唯一要吞并的对象。而此时的郑国仍然内乱不断，直到郑繻公即位，郑繻公是郑国后期较为有所作为的君主，也曾力挽狂澜，拯郑国大厦于将倾。据《史记·郑世家》载，郑繻公统治期间，为抵抗韩国的侵犯，做了不少实事，并多次击退韩军，收复失地。无奈执政后期做错了一件事，“杀其相子阳”，直接导致郑国内乱，自己也被子阳的余党刺杀，使得韩国有机可趁，加速了郑国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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