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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士奇是明代名臣，先后历经五朝，任内阁辅臣四十余年，任首辅二十年，与杨荣、杨溥等同心辅政，并称“三杨”，《明史》称其为明代贤相之首。

　　然而，这位以贤能著称的杨士奇，晚年却有着不光彩的一面。正是他的纵容和退让，才造成了宦官王振专权，并最终招致了后来的土木堡之变，使得明代由盛转衰。

　　杨士奇则出身贫寒。一岁时，还在襁褓中的杨士奇就不幸丧父，其母为了生存，只得带着他一同改嫁了时任德安同知的罗姓人家，杨士奇被迫改姓罗。童年时，他并不受继父的关注，至于疼爱那就更不可能了。

　　罗家在年终祭祖时，年幼的杨士奇触景生情，想起了自己的亡父，故而偷偷制作泥像祭拜杨氏的祖先。恰巧，此事被继父得知，深受孔孟儒家思想熏陶的罗性并没有生气，反而大受感动，随即恢复了他的宗姓并改变了之前的态度。

　　不过，杨士奇的好日子并没过多久，罗性因为获罪而被发配到陕西戍边，不久就过世了。随后，杨士奇跟随母亲回到德安，为了贴补家用，他在十五岁时就凭借自己的学识成为了最年轻的私塾老师。

　　建文帝登基后，他为了修撰《太祖实录》而召集天下饱学之士，王叔英便推荐了杨士奇参与编撰工作。

　　因为勤勉负责和任劳任怨，在编撰《太祖实录》的过程中，杨士奇还得到了方孝孺的肯定，于是得以在京中留任，正式步入仕途。

　　随着靖难之役的爆发，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变得岌岌可危，他身边的红人像解缙、胡广等人，都在暗中积极筹谋自己的退路。

　　而杨士奇则显得非常豁达，在他看来，自己只是一心为国的臣下，在建文帝朱允期不是宠臣，换成了朱棣也不会成为宠臣，可也不会再差到哪儿去。

　　朱棣即位后，杨士奇既不喜，也不悲，仍然在翰林院担任编修一职。不过，正是他的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之气，引起了朱棣的关注，很快就被委以重任并入阁当值。

　　在内阁初立时，诸事繁杂，职权不明，黄淮、解缙等人主要协助成祖处理重大朝政事务。而杨士奇的主要职责，就是划分内阁的职权和处理具体事务。所以，杨士奇对于明朝内阁制的完善，可谓是居功至伟。

　　凭借着自己的才干和性格，杨士奇逐渐赢得了成祖朱棣的日益器重和信任。

　　面对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朱棣开始一次次的御驾北征。在此期间，他的次子朱高煦屡立战功，在越来越赢得圣心的同时，也萌生了对皇位的觊觎之心。

　　相比之下，太子朱高炽则显得过于文弱，而且还是个体弱多病的大胖子。虽然碍于礼法，朱高炽被册立为太子，但他的储君之位却从来没有稳固过，时时都有被弟弟朱高煦取而代之的危险。

　　每次在朱棣北征期间，杨士奇都被留守京师，协助太子朱高炽监国。而每次班师回朝后，成祖都要秘密召见杨士奇，具体询问太子在监国期间的表现。

　　身为内阁大臣，杨士奇尽管深知成祖朱棣的意图，深知汉王朱高煦的险恶居心，但他却仍然仗义执言，反对朱棣废长立幼。据《明史》记载，杨士奇曾当面向朱棣进言:

　　太子天资甚高，有错必改。其存有怜爱之心，将不负陛下重托。

　　明成祖朱棣过世后，朱高炽终于登基称帝，史称明仁宗。他很快就升任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接替了杨荣成为内阁首辅。

　　成为首辅后，杨士奇延续了之前杨荣的政策，续写着“三杨内阁”的辉煌，为“仁宣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终，在首辅杨士奇等人的辅佐下，明宣宗开始了励精图治，基本实现了海内升平的景象，创造了“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

　　非常遗憾，仁宣之治的两位主角，仁宗朱高炽在位十个月，享年四十六岁过世;宣宗朱瞻基在位十年，享年三十七岁就过世了。

　　明宣宗驾崩后，年仅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史称明英宗。当时，由于“三杨”的存在，由于太皇太后的摄政，明朝政局没有经历大风大浪，各项朝政和军政也都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但在这个时候，一个宦官却赢得了明英宗的宠信，开始崭露头角，权势日盛，那就是王振。

　　王振是个文化人，有着秀才的功名，只是秋闱屡试不中，他不甘心就此过一辈子，便在永乐末年自阉入宫，做了宦官。

　　史称王振“狡黠”、善于伺察人意，因此，王振入宫后很快就得到了明宣宗的喜爱，被授以东宫局郎，服侍太子朱祁镇，也就是后来的明英宗。

　　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这是明朝最有权势的太监，负责完成决策中“批红”的盖印。

　　王振建议英宗以重典治国，他自己更是如此。谁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因此，文武百官对他争相屈膝，史载“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

　　而面对王振的专权，身为内阁首辅，国之柱石的五朝老臣杨士奇，却没有了当年的气势，不仅没有对王振加以遏制，甚至有纵容和取媚之意。

　　在朱祁镇上任之初，王振对以杨士奇为首的三杨内阁还是颇为忌惮的，不敢有所僭越。

　　明代实行所谓的票拟与批红制度。内阁与各部大臣奏议公事先行“票拟”，由皇帝“硃批”决定可否。由于朝政复杂，加之部分皇帝无心朝政，遂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为“批红”。即各部公文奏议交司礼监分类后，拣选其要呈送皇帝。皇帝或亲批，或由秉笔口述大要而皇帝口决，秉笔代为“照阁票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发还内阁与各部依据批红撰写正式诏书执行。而掌印太监则负责对披红的审核，如果认为可以，就盖上印章。如果认为不行，有权打回去重批。

　　王振身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势极高。但王振初为掌印太监时，对三杨内阁大臣却是毕恭毕敬。“转旨每立阁外，不敢入，三杨呼入坐以宠异之，振自是权侵重。”

　　三杨的纵容，使得王振权势日盛，气焰日益嚣张。

　　王振曾问杨士奇：“吾乡亦有可为京官乎?”王振的意思，希望杨士奇推荐一个老乡来做京官，这是太监公然干预朝政，而且还是重要的人事，照理，杨士奇应该一口拒绝。可是，杨士奇果真为之推荐一个老乡薛瑄，并将薛瑄任命为大理寺卿。

　　但是薛瑄却看不起身为太监的王振，上任以后也不去拜谢，于是杨士奇又专门提醒他身边的仆人：“若主之擢，王太监力也，朝罢可诣谢。”对杨士奇的传话，薛瑄照旧不理。

　　王振对薛瑄这个老乡倒是很关切，专门到内阁打听。杨士奇为了不让王振失望，还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他马上来。”又让一个和薛瑄关系好的大臣去劝，薛瑄说：

　　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

　　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杨士奇对王振的纵容和惧怕。与薛瑄相比，内阁首辅，大学士杨士奇，实在是应该感到汗颜羞愧。

　　史书记载，太皇太后即明英宗的奶奶诚孝张太后对王振的所作所为大为不满，认为他“导帝不律”，把皇帝给带坏了，准备赐死王振。

　　明英宗和王振情感深厚，关系密切，跪下为王振求情。但是，令人意想不到而且难以理解的是，内阁大学士“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却也同样跪下为王振求情。

　　最终，王振逃过一劫，这也为后来的土木堡之变，埋下了祸根。正因如此，明人陆廉伯评价杨士奇时曾说：“文贞(即杨士奇谥号)功之首，罪之魁也。”“

　　杨士奇面对王振的这种退让甚至谄媚，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杨士奇性格圆滑，思虑过多，做事往往畏首畏尾。第二，杨士奇畏惧明英宗。以及第三点，杨士奇溺爱自己的儿子，因私废公。

　　杨士奇的儿子杨稷倚仗杨士奇的权势，在家乡横行霸道，为害一方，无恶不作，史载杨稷““挟父势，掘他人墓葬己祖，多养无赖子为奴，强夺婚姻家田地子女，擅抽分商货，屡杀同乡无罪人。”

　　因此，明正统七年，江西泰和县民奏杨稷豪横不法百余事，讼词所连者竞达几千人。最后，明英宗下令，抓捕杨稷并连重者三百余人。

　　正统九年，杨稷死于锦衣卫狱中。据《玉堂漫笔》记载，杨稷被判处死刑时，杨士奇不仅不能做到大义灭亲，甚至还想要倚仗自己过往的功劳，用明仁宗赐给自己的免死金牌为儿子赎罪，可见其溺爱儿子之心。

　　因此，杨士奇备受谴责，朝廷言官弹劾杨士奇，讽刺他“不能教子齐家，何以服人事?”天下人都说，杨士奇之所以那样畏惧巴结王振，放任王振的权势增长，是“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丝纶簿付之，故内阁之权尽移中官。”说杨士奇为了掩盖自己儿子的罪行，讨好王振，将内阁的权力交给太监，以此换得王振在皇帝面前遮掩自己儿子的罪行。

　　这些说法在当时，““天下皆传之”，对此，杨士奇羞愧难当，只能以老疾告辞。

　　明英宗对杨士奇还是很有感情的，专门下诏安慰他，诏书曰：“卿历事祖宗，实惟简在，暨服朕继统，启沃弼赞，厥劳尤多，卿子既乖家训、干国纪，朕不敢私，卿其以礼自处，以副倚昆。”杨士奇感恩哭泣，不久便忧虑不起，大病而亡。

　　这位历经五朝，辅弼四朝，首辅三朝的天下名臣杨士奇，一生受人推崇，临终却以其私而败，死后蒙尘，思之令人叹息。

　　而比杨士奇自身遭遇更让人叹息的，他放纵成长的王振，之后酿成了土木堡之变，造成了百万军民的死伤和明朝的衰落。这一切，杨士奇都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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