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分三国，三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中国历史上南北对峙、军阀割据混战的情形比较多，但是三国鼎立却仅此一次。延续四百多年的大汉王朝，曾经强盛辉煌无比。那又是什么导致东汉王朝最终灭亡，天下大乱，从而开启了三国这一个精彩的历史时期呢?这一切的根源都要从党锢之祸说起。
党锢之祸指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两次党锢之祸都以反宦官集团的失败而结束，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团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党人被残酷镇压。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士大夫集团和宦官集团的相互争斗中，由于皇帝支持宦官集团，打压士大夫集团。
首先需要介绍一下东汉后期特殊政治环境，东汉从和帝开始，皇帝大多是孩童或少年即位。因皇帝年幼，皇太后临朝称制。她们缺乏治理经验，便依靠父兄辅政，这就造成外戚专权的局面。皇帝长大后，利用宦官铲除外戚势力，又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士人投入到反对宦官、外戚专权的斗争，逐渐形成一股极有影响的社会力量。“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而到了桓帝、灵帝时期，朝政基本由宦官把持，士大夫集团对于宦官的仇视必然遭到宦官的报复，于是出现了“党锢之祸”。
当时士人集团主要以太学生和在朝官吏为主，太学当时有学生3万余人，学生领袖郭泰、贾彪与朝中大臣李膺、陈蕃、王畅等交往，相互敬重、赞赏。太学里流行一种说法：“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与此同时，太学生们对朝中大臣、地方官员及社会名流进行画像与归类，“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外号在社会上广为传颂。太学生与朝中大臣掌握了当时社会的舆论主流，对宦官集团进行激烈的抨击。宦官集团感受到威胁，所以他们不断在皇帝面前进谗言，最终促使两次“党锢之祸”。
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士人和宦官的斗争进入白热化，宦官等人向桓帝进言，桓帝听信一面之词，重处了很多官员。而且将李膺等人关入北寺狱，还把杜密、范滂和陈寔等被划为“党人”的二百多人被捕下狱。虽然在延熹十年(公元167年)6月，汉桓帝大赦，释放了党人，但将他们的名字造册登记，分送太尉、司徒、司空三府，终身不许再出来做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汉灵帝即位初期的第二次“党锢之祸”更加严重，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八年之后的公元176年(熹平五年)灵帝又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这次的禁锢直到公元184年黄巾之乱爆发，党人才得到赦免。
经过这场浩劫，天下儒生几乎被清洗一空。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贤能忠义进步势力遭到彻底摧毁，宦官专权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历史上普遍观点认为：两次“党锢之祸”严重损伤了东汉王朝的根本，所谓“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酿成黄巾之乱。士大夫、豪强离心，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豪强割据兼并最终开启了三国鼎立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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