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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将东汉王朝的实际政治中心从许都迁到邺城，又把军队主力及家属安置在附近，魏郡及冀州由此成为全国的军事重心区域。那么，曹操出于什么原因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从而改变了军政部署的地理格局呢?
对此问题，学术界多有讨论研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专门对曹操建都邺城的原因进行分析。第二类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割据政权多在邺城设都的原因进行探讨，其视野和论述范围更为广阔。他们的意见大致相同，认为邺城受到当时统治集团的重视，其原因主要是其优越的地理条件与分裂割据的时代特点所致。
分述如下：
一、地处交通枢纽
邺城位于我国北方的道路冲要，它处于太行山脉东麓南北交通的大道上，北经邯郸至幽州首府蓟城(今北京市)，南自黎阳(今河南浚县)渡河抵达豫东平原，西过滏口穿越太行山脉则进入山西高原并州，自邺城东行至仓亭津(今山东阳谷县北)渡过黄河就是兖州西部，继续
前进则到达山东半岛各地。邺城附近地势平坦，因而车马走集，通达四方。
又可以经漳、洹诸水与白沟、黄河联系而使用水路运输。故《魏都赋》称：“尔其疆域，则旁极齐秦，结凑冀道。开胸殷卫，跨蹑燕赵。”江达煌评论道：“无论就冀州一州，或冀、青、幽、并四州，或冀、青、幽、并、兖、豫、司隶七州而言，邺城均处于较适中地位。平时政令辐射，人员往来，上情下达，下情上通，或物资流通，钱粮委输，均较方便。”
由于邺城是道路汇集之所，以冀州为军事基地来征伐北方诸州，有交通上的便利条件。如沮授建议袁绍所言：“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
二、山河环绕、利于防御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看，邺城在自然环境方面具备较好的防御条件。它的西边有巍巍太行山脉，守住滏口陉即能阻挡山西高原的来寇;其南、东两面有黄河天堑，可以在黎阳、白马、仓亭等津渡拒敌;邺城南北又有漳、洹、滏水流过，起到阻碍敌兵行进作用，因此是建都立业
的形胜之地。
如《读史方舆纪要》卷46所言：“夫邺倚太行，阻漳、滏，夏、商时固有都其地者。战国之世，赵用此以拒秦，秦亦由此以并赵。汉之末，袁绍不能有其险也，入于曹操，遂能雄长中原。”加上该地位于交通枢要，愈发提高了它的战略价值。
顾祖禹认为，从北方的地理形势和古代相关史实来看，邺城在军事上的地位价值非常突出，可谓在关东首屈一指。
他说：“夫相州唇齿泽潞，臂指邢洺，联络河阳，襟带澶、魏，其为险塞，自关以东当为冠冕。”顾氏还认为，邺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洛阳和南阳。“以河南之全势较之，则宛不如洛，洛不如邺也明矣……且夫自古用兵，以邺而制洛也常易，以洛而制邺也常难，此亦形格势禁之理矣。”
邹逸麟指出，西汉末年以来，河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举足轻重。“欲控制黄河流域首先要控制河北，冀州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邺又是河北地方反政府势力的集中地”，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往往将邺城建为政治中心，以利于控制整个黄河流域。
三、经济发达、户口繁众
邺城地处河北平原，周围土壤肥沃，水源丰富。左思说当地：“山林幽岟，川泽回缭。恒碣砧崿于青霄，河汾浩涆而皓溔。南瞻淇澳，则绿竹纯茂;北临漳滏，则冬夏异沼。”因此人口密集，农业经济较为发达。战国到西汉，黄河下游地区最富庶的城市是临淄与邯郸，它们与洛阳、宛和成都并称为汉朝的“五都”。但是到了东汉，临淄、邯郸的经济、政治地位日趋衰落，被邺城取代。
据侯仁之研究，邺城所以兴盛而能接替邯郸，其原因之一，是由于华北平原水道的发展，邺城在交通上的地位超越了邯郸。“另一个地理上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邺城更接近于中原，便于以河北为根本而争霸中原。”
他还指出：临淄的位置偏于东方，它最初的建址，是利用淄河设防，以迎击东来的敌对势力。但是自春秋战国以来，因为时代的发展与形势变化，临淄城受到的武力威胁主要是来自西方，而该城西郊是一望无际的原野，“整个城市在西来的敌对势力攻击之下，确是无险可守。”
它在地理位置和防御条件上都不如邺城，因此从西汉末年以来，逐渐走上衰落的道路。汉末战乱爆发之初，“冀州民人殷盛，兵粮优足。”耿武、闵纯亦称：“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由于上述缘故，当地为群雄所觊觎。时人所言：“冀州土平民强，英桀所利。”袁曹相拒之时，袁绍的优势在于兵员众多与物资丰富，如沮授所评论：“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
虚少而货财不及北。”
即使在长期交战、民众大量死亡流徙的情况下，冀州仍然保持着相对较高的人口密度。例如曹操占领邺城后曾索阅文簿，对崔琰说：“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拥有较为充裕的人口与平原沃野，是建都立国的重要条件。因此卢毓称冀州为“天下之上国也”，又说：“唐虞已来，冀州乃圣贤之渊薮，帝王之宝地。东河以上，西河以来，南河以北，易水以南，膏壤千里，天地之所会，阴阳之所交，所谓神州也。”
四、分裂割据的形势
高敏曾指出，邺城从曹魏时期上升为国都，除了经济与地理环境等方面的优越性，还和封建割据势力的存在与需要有密切关系。“如果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又有封建割据者企图偏安一方而建立政权，则邺城及所在地区无疑是其最佳的建都之地，因为这里便于防守，又有控制山东(广义的山东)和南下中原地区的战略要地的作用，这就是说，邺城作为国都所在地的客观可能性，只有在封建割据时代才有其实现的必要性。”
因此邺城的繁荣与地位的重要，几乎是和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割据时代相终始。在隋代开凿大运河和全国统一局面形成之后，邺城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再也无法恢复其昔日的荣光。邹逸麟也认为，邺城故都是我国三至六世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该时代的许多特征，如长期战乱引起河北平原地位的变化、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消长，民族经济文化融合等等，在这里都能得到反映。”
但是有一个问题尚需深入探讨，就是曹操选择邺城为国都与后方基地，除了上述四种原因，是否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如果只是这几种原因所致，那么在曹操去世之后，邺城及附近区域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经济状况和分裂割据的总体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而曹丕却将国都常设在洛阳，邺城仅作为陪都，他还把冀州士家数万户迁往河南，实现了政治、军事重心的向南转移，这又作何解释呢?
由此看来，曹操父子选择都城与确定军队主力部署区域的时候，在地理条件和政治形势之外，可能还有别的考虑。从有关记载来看，这应与他们在不同时期采取的作战方略具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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