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是《三国演义》 中着墨不多但形象却十分鲜明的一个人物。他是汉末士族地主和豪强军阀的代表，是群雄角逐中失败者的典型。

　　东汉末年，封建皇朝内外交困，濒临危亡，阉宦专权于宫内，军阀割据于四方，互相兼并，展开角逐，袁绍代表封建权贵和士族豪强活跃在这一纷乱的历史舞台上，暴露出极端腐朽的本质，任人唯亲和浓厚的门第等级观念，就是其突出的表现之一。他出身高贵，是所谓“四世之公，门多故吏，汉朝名相之裔”。与这相联系，他在识人用人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保守性、落后性。本来，人才是群雄纷争中成败得失的重要关键，可他却没有认识到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重要性，仍以亲疏远近、门第高低的陈腐标准来待人、用人。当他刚刚当上十七镇诸侯盟主，屡屡被董卓部将华雄打败，关公要求出战时，袁术大喝：“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他还说：“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所笑。”横加阻拦。对身为平原令的刘备则说： “吾非敬汝名爵，吾敬汝是帝室之胄耳。”处处以门第等级取人，和曹操“得功者赏，何计贵贱”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态度适成鲜明对照，表现出他士族地主迂腐的阶级偏见。另一方面，他却任人唯亲，纠合袁氏集团。当上诸侯盟主后，就命其弟袁术总督粮草。在磐河战公孙，继而取得北方四州地盘后，又分别任自己的长子袁潭为青州刺史，二子袁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形成了一个纯属血缘关系的政治网络。他自以为这样的安排，坚如磐石，万无一失，不料在与曹操的角逐中，很快就土崩瓦解，彻底失败，充分显露了以亲属关系为支柱的士族统治集团的脆弱性。

　　袁绍作为士族大官僚和割据群雄之一，有着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的本能及野心。他本为十七镇诸侯之一的渤海太守，是所谓“孤客穷军”。当上诸侯盟主之日，也就是他野心开始膨胀之时。知道孙坚匿藏玉玺就想当面获取，没有成功后，又命荆州刺史刘表截夺，暴露了他觊觎皇位的用心。诸侯联盟散伙后，他巧取冀州，吞并青、幽、并三州，占领了北方大块地盘，还企图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他的野心是大的，但目光却十分短浅，心胸也非常狭小。董卓在诸侯联军的沉重打击下，被迫从洛阳迁都长安，狼狈西逃，曹操建议“乘势追袭”，袁绍作为盟主却按兵不动，说什么“诸兵疲困，进恐无益”，因此贻误战机。后来与曹操相争，当曹操东征徐州的刘备，后方许昌空虚时，他的谋臣田丰认为这是一个大好的战略时机，主张立即偷袭许昌，他自己也说：“吾亦知此最好”，可是他是如何对待这个绝好的建议的呢?只见他“形容憔悴，衣冠不整”，还自叹：“我将死矣!”原来他最称意的小儿子患了疥疮，使他心中恍惚，忧愁不堪，以致说出：“吾有何心更论他事乎”的话，并决意不肯发兵。为儿子生疮的芥豆之微而失千载难逢的战斗良机，使得“大事去矣”，这突出的表明了袁绍的鼠目寸光和狭窄胸襟。曹操在“青梅煮酒论英雄”时，曾评袁绍说：“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可谓一针见血。袁绍目光的短浅，心胸的狭小，是导致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猜忌多疑，好谋无断，是袁绍另一重要的性格特征。他遇事往往犹疑不决，决而不当，疑其所不该疑，信其所不当信，正如曹操所评：“事多怀疑不决”，郭嘉也说：“绍性迟而多疑。” 他处理起兵助刘备、攻曹操这一大事时，手下田丰等四个谋士各执一辞，争论不休，他就“踌躇不决”。后来决定攻曹，可是又从八月守至十月，“心怀疑惑，不思进兵”。官渡决战，截获使者，搜得其所带曹操给荀彧的催粮书信，明明是真的，他却怀疑是曹操的诱敌之计，看到审配告发许攸的信函，明明是进谗，他却深信不疑;被拘禁在军中的谋士沮授提醒“乌巢屯粮之所，不可不提备”，显然是正确的主张，他却疑为“妄言惑众”;郭图说张郃、高览“素有降曹之意”，“故意不肯用力”，显然是谗言，可是他却信以为真。在这一系列的真假是非之间，袁绍不对事情本身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听取多方面不同的意见，经过研究推理，作出正确的判断，而是仅凭主观臆想，随意猜疑，因而造成一次次的信假为真，疑真为假，判断接连失误，显得极其愚蠢。毛宗岗曾对袁绍的善疑和曹操的善疑作过比较：“袁绍善疑，曹操亦善疑。然曹操之疑，荀彧决之而不疑，所以胜也，袁绍之疑，沮授决之而愈疑，所以败也。”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袁绍当断不断，疑忌成性的性格弱点。

　　在汉末群雄中，有许多是求贤若渴，从谏如流的，如刘备、曹操、孙权等都是如此。而袁绍则正相反，常常是拒谏信谗，固执己见。他虽然也是谋士如云，可是非混淆，一意孤行，不能很好用之，结果忠言逆耳，听谗惑乱，一再作出错误决策，造成失败，这一点在官渡之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官渡之战前夕，田丰在狱中就上书谏阻妄兴大兵，可是他信了逢纪谗言，不听劝告，起军七十万，枉自出征，种下了后来大败的根苗。开战之前，沮授在分析了双方力量对比后提出“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的正确战略思想，袁绍不但拒不采纳，反而把沮授锁禁军中，然后主动出击，导致整个战略决策的原则性错误。战争进行中，先是审配提醒袁绍：“乌巢乃屯粮之处，必得重兵守之。”袁绍却不予重视，只派性刚好酒的淳于琼去把守。后来沮授又连夜求见袁绍，再次提出“乌巢屯粮之所，不可不提备”，他又没有接受，反倒把沮授怒叱一场，构成后来乌巢军粮被劫烧，双方力量的对比开始发生变化。乌巢有失后，张郃提出速往救之，郭图建议先击曹操之寨，袁绍听信郭图的错误判断，结果大败;后又为郭图的谗言所惑，逼得张郃投降了曹操。袁绍就是如此屡拒忠谏，屡听谗言，固执己见，一误再误，致使他的七十万大军被曹操的七万人马击垮，造成了强兵败于弱军的结局，最后连他自己也一命呜呼。

　　《三国演义》善于运用对比衬托手法来刻划人物形象。毛宗岗说：“文有正衬反衬。写鲁肃老实，以衬孔明之乖巧，是反衬也。写周瑜乖巧，以衬孔明之加倍乖巧，是正衬也。”《三国演义》在塑造袁绍这一群雄角逐中失败者的典型形象时，主要采用反衬的手法，始终把他放在和曹操的对比衬托中去进行描写。曹操的谋士郭嘉曾对袁绍和曹操作了全面的比较，发表过著名的十败十胜之论，他对曹操说：“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以顺率，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公以猛纠，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惟才，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公得策辄行，此谋胜也;绍专收名誉，公以至诚待人，此德胜也;绍恤近忽远，公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听谗惑乱，公侵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混淆，公法度严明，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武胜也。”可以说，书中对袁绍的刻画就是围绕着这十败十胜之论，在与曹操的反衬中展开的。曹操的举贤任能，唯才是举;雄才大略，气度恢弘;多谋善断，果敢斩绝;礼贤下士，善于用人，更加衬托出袁绍的任人唯亲，观念陈腐;目光如豆，胸襟褊狭;好谋无断，猜疑成性;拒谏信谗，固执己见。尽管袁绍只在全书的32回以前出场，涉及他的篇幅也并不多，但仍然写得十分鲜明。人们从这个失败的反面形象中，能够吸取深刻的教训，得到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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