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年，天下初定，李渊推翻隋炀帝建立了大唐王朝，公元626年，手握兵权的次子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发动兵变，杀死太子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随后逼迫李渊退位，李世民登上皇位。
尽管李世民登上皇位的手段一直备受诟病，但其执政之后，励精图治开启了盛极一时的大唐盛世却广为人赞。他以隋亡为鉴，孜孜求治，注意纳谏，继续实行均田制、三省六部制。修订律令，改善吏治，减轻赋役，经济复苏，人口增加，社会安定，民族关系缓和，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时期，政治上实行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分权体制。采用宰相合议制度，使皇权与相权的基本平衡。这既避免了皇权过大，独断专行带来的政治失误，又规避了相权过重、皇权旁落的风险。
在纳谏方面，唐太宗从谏如流。太宗以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就广开言路，著名的“房谋杜断魏征贤”便是出于此。
但是，唐太宗最大成就还是取得的官吏清廉成绩。他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考察吏治;又亲选都督、刺史等地方官。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一时政治清明。
贞观期间，民间安居乐业，很少有人去犯罪，这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死囚很少。
关于治理清明曾有这么一个事例。贞观六年年末(公元632年)，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审查复核案件。当太宗看到30多个死囚时，觉得很是可怜，就下了一道圣旨：把他们一律放回家，与家人团聚，一年之后的秋天来京城执行死刑。同时，为了显示皇威浩荡，太宗又下了一道命令：把全国的死囚都放回去，来年都到京城，一起问斩。于是乎，全国390个死囚都回了家。
后来唐朝白居易《新乐府》诗曾记录此事：“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让皇宫中的宫女们出宫和家人团聚，让被判了死刑的囚犯回家过年。
这390名死刑犯离开了监狱，各自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过年，并且这个过程没有设置监督。这消息不胫而走，迅速的传遍了大街小巷，人们都非常好奇，雄才大略、英明神武的太宗皇帝，怎么会与死刑犯定这样一个“死亡之约”，傻子才会回来自投死路呢。
第二年秋天，长安城宽达150米的朱雀大街，老早就被四面八方赶来的民众拥堵得水泄不通。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的都集中到了大理寺司衙大门前，因为今天是一个谜底将要被揭开的日子。
人们想知道，那些逃脱了牢笼的死囚们是否真的能够履行最初的约定，自投罗网，主动送死。
可是，让大家想不到的是，这一天死囚们真的一个一个地回来了。一个，两个，三个……约定的时辰到了，数一下人数，389名，就差了一个。狱吏们急忙找来花名册查看，只有家住京畿扶风的死囚徐福林迟迟未到!
这下不仅官员们急了，连死囚们都愤怒起来，“徐福林的良心被狗吃了!若俺还有机会出去，非宰了这个畜生!”“对!杀了这个不讲信用的小人!扒了他的皮!”
这些死囚们仿佛受了奇耻大辱，他们忧心如焚，不是因为担心即将到来的处决，而是为一个同伴的爽约而痛心疾首。
大家目光又都转向了太宗，这位年仅35岁的君主镇定自若，他挥一下手，说“再等等!”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人们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凝重。
这时，远远地传来了车轮转动的吱嘎声，一辆牛车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近了，更近了，从牛车的车蓬里探出一个人的头，清瘦，蜡黄，一脸病态，正是那个叫徐福林的死囚。
原来，他在返回京城的路上病倒了，只好雇了一辆牛车赶路，结果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一个时辰。
所有的死刑犯都回到了都城报到。李世民感慨万分，他下令将所有的死囚赦免，一时间传为市井美谈，历史上将这个事件叫做“死亡之约”。
如果不是正史有记载，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民间杜撰，后来有人查了《资治通鉴》，才发现里面却有此事：
“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贞观七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为什么唐太宗要赦免他们呢?
因为玄武门事件影响犹在，他需要尽快树立仁治爱民的形象。
那为什么这些死囚要自愿回来呢?
在贞观时期，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
在这种政治修明时期，官吏各司其职，藏富于民，人民安居乐业，少有不公平，心态平和少怨气。丰衣足食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也不易走极揣。
因此，这些死囚都是情无可原、罪无可恕、死无可冤的人。其死刑都是社会和世人公认并普遍接受的，犯案之人自己也知道犯的罪责及其结果。所以死囚和家人都能接受：谁犯了罪，就该接受相应的结果。
而且，清律廉明的唐太宗也深受臣民爱戴，今又允许死囚回家团聚，这份前无古人的信任和恩德，囚犯及家人早已感恩不尽。
今遇圣主，回去了，或许还有一线生机，而逃跑，既有违情理，又有负皇恩，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更何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能跑哪里呢?逃亡必定是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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