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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后周皇帝柴荣的宠将，殿前禁军统帅赵匡胤于陈桥驿黄袍加身，代周建宋，北宋统治政权由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北宋王朝在立国之初，就秉承了周世宗柴荣励精图治，馀剩未尽的威力，经过先南后北、“缓进急战”的战略部署而统一了半壁江山。
可是，赵宋王朝在和东北地区由契丹人建立的辽朝政权乃至崛起于西北之地大夏国政权的长期周旋对立中，北宋却是一直败在下风，处于劣势，而败多胜少。
赵宋与契丹的之争，首先是源于疆域所属的问题，也就是“幽云十六州”统治权的纷争。
众所周知，“幽云十六州”的军事价值，自秦汉、魏晋南北朝、唐朝时期就一直是极其重要的边陲重地，原隶属于中原王朝所有。
公元936年(清泰三年)间，五代十国时期，开辟后晋政权的后唐政权大将沙陀族人石敬瑭起兵反唐，后唐兴兵讨伐，大军兵临城下。
石敬瑭则受困于太原城，在内忧外困之际，向辽国皇帝耶律德称臣纳贡，为了能得到契丹人的帮助，而把雁北地区与华北平原上的十六座军事重镇，大手一挥，拱手献给了契丹政权。
公元979年(北宋太平兴国四年)间，北宋太宗赵光义统帅三军御驾亲征北汉政权。
北汉末主刘继元献城而降，立国二十八年的北汉政权自此亡国。北宋在消灭北汉之后，乘势北上，欲借歼灭北汉之余威就势攻陷幽州之地。
但是，公元979年和986年间，宋辽政权在幽州地域先后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军团鏖战，最终皆以北宋大军全面败北而告一段落。
从此，赵宋王朝由主动攻击变为战略防御，至宋亡，也未在主动击之。
公元1004年(北宋景德元年)间，辽国太后萧燕燕和辽圣宗耶律隆绪亲率契丹铁骑再次纵深踏入到了中原腹地，大军兵临澶州城下。
北宋王朝迫于形势所迫与辽国签署了城下之盟，采取向辽国进贡岁币的形式来交换暂时性的政局安定。
(宋朝每年送给辽国十万两白银，二十万匹绢。宋真宗赵恒与辽圣宗耶律隆绪结为异性兄弟，并尊称辽国的萧太后为婶母。此次事件发生于澶州，因而称之为“澶渊之盟”)
宋夏之争!
但是，伴随着西北地区党项拓跋氏族的崛起，宋朝和西夏政权之间“战与和”一直是北宋王朝外交政策的中心焦点。
公元1038年，党项族魁首李元昊建国称帝，立国号为大夏，宋夏之间的诸多矛盾也日益激化频发。
公元1040年，西夏的党项大军屡次发动攻宋战争，先后在三川口之战、好水川等一系列战争中连续战胜北宋军队。
公元1048年，元昊之子，西夏太子宁令哥在没藏皇后之兄，国相没藏讹庞的唆使下持刀弑父，西夏政权过渡到李谅祚，李秉常两朝。
公元1071年，由于西夏内部政变不休，北宋统治者决定部署五路大军伐夏，但依旧是被西夏所击败。
最终，北宋因为战败所迫，为换取西夏王朝能息兵休战，再次复用进贡岁币的方式向西夏妥协。
公元1127年(靖康二年)间，北宋王朝战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阶段，金国的大军一举攻陷北宋京城，劫持了宋徽、钦二帝等众多大臣与百姓，北宋政权自此沦亡。
不得不说，北宋王朝自建国到灭亡，一个存在了大约一个半世纪，期间频频与辽朝、西夏、金国等政权爆发了诸多的大小兵戈争锋。
但是，北宋却是败多胜少，究其原因是为什么呢?
首先，站在客观规律而言，宋朝军队的战斗力量远远逊色于一直游牧于北部地区的骑兵。
因为，活跃于西北地区的党项羌、崛起于东北地区的契丹、女真等皆是游牧民族，其具有机动灵活、善于骑射的特点，站在军事角度上来看，这种特征属于是集团化的骑兵作战体系，所以在旷野地带开展大规模的奔袭作战中拥有绝对性的优势。
鉴于北宋王朝没有足够的马匹，北宋军队仅能以步兵为主，部队在跋山涉水后征战于地势险要却又非常不熟悉的地域环境中，自然也就难以施展出自身的优势。
另外，由于“幽云十六州”等军事要地均隶属于辽朝，以至于北部地区的天然边防屏障尽失。
阴山山脉、燕山山脉、恒山山脉，本是中原历朝统治政权历防范东北地区各游牧民族进犯的天险边防，在其陷落北方政权后，游牧于东北地区的辽金铁骑可以随心所欲地驰骋南侵，所以，北宋军队无险阻可据守，自然难以与之对抗。
所以，客观来讲，北宋王朝显然已是处于极为不利、甚为严重的一种环境与形势下，可是若是站在主观意识形态上来加以剖析，宋所处于的境况貌似甚是不利。为何这么说呢?
首先，拿第一次幽州之战来说，宋太宗赵光义攻陷北汉太原之后，轻率盲目、恃勇轻敌，没有顾及将士们的疲劳不堪，仓促北上。其最终的结果则是停顿困于坚城之下，故未能及时有效地阻击敌人的增援之兵，以至于宋军遭受腹背夹击，导致宋朝大军全线溃散。
其次，在第二次爆发幽州之战时，恰逢北方辽国政权势力正盛，赵光义判断失误，自以为辽国主幼小、母弱，趁其之危，兴兵伐辽，结果又是大败亏输，赔了夫人又折兵，无功而返。
公元1125年，金国大军首次陈兵开封，围而攻之，得于诸路北宋勤王之师陆续驰援而迫于形势所迫北撤。
此时，北宋的执政者非但没能从中总结以往失败的教训，加以强化边防战备，反倒下令驱散诸路之增援之兵，卑躬屈膝，一味求和，最终导致金国大军修生养息之后，重整旗鼓，再度挥师杀来，致使北宋京都城破国亡。
根据以上之剖释，足以说明北宋王朝在战略部署指挥上，犯下了极其严重的决策性失误，这也是其频频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的首要原因。
同时，北宋政权的军事轨制上的弊端亦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人尽皆知，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及其弟赵光义皆是行伍出身，又是依靠军事力量而篡取的王朝，所以针对统御英勇善战，兵多将广的武将们持有防范戒备之心。
赵匡胤先是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劝退了一批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其后又创建了枢密院三衙统兵的军事制度，部署与实施了“发兵之权”与“握兵之重”兵事体制的分离。
“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靖康要录》
非但如此，北宋政权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预防边防将帅们拥兵割据一方，固守自重，又推行与实施了“更戍法”，致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非自然现象，形成了兵将互不相识的一种严重恶果。
又因为，宋朝时期的执政者奉行“重文轻武、用文制武”的国策。因而自宋真宗赵恒即位以后，采用文臣受命充任地方统兵的最高领导者来监督将领外出征战亦成常规做法。
另外，宋朝为了能削弱与制约诸武将的领导权，居然奇想天开，不切实际地独创出了“将从中御”的举措。
“将从中御”意指就是以阵图之法约束前线的统兵将领。
其意就是说在与敌交战之前，先是由帝王与朝廷的臣子们根据自己主观臆度拟定好的战略战术攻防阵图之略，将其交给前线作战的统兵武将，按照阵图之法依次排兵布阵。
因而说，这种荒诞失实的形式彻底地背离了军事作战指挥最基本的大纲。
毕竟，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北宋政权这种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行军布阵之法显然也是导致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其一。
北宋政权推行军事轨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无非是为了想巩固强化皇权对军队的掌控，以防御武将以下犯上，拥兵叛乱。
但是，从某种角度而言，北宋的这项革新举措，的确是显现了其厥功至伟的影响。
可是，这种统治者权力的强化怎是以放弃北宋部队战斗力为代价所交换而来的一种后果，其直接导致的恶果就是以北宋大军在外部战场上的懦弱无能。
最后，北宋王朝长期形成积贫积弱的现象，也是直接致使其对外战争发挥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尽人皆知，北宋政权本是经济强盛，文化繁荣，按理说，其与辽、金、西夏等政权相比较而言，是一个国力富足强盛王朝，不过，因为历史因素与实际处境等缘故，财政问题却一直捉襟见肘。
北宋王朝财政穷困的原因，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所导致。
第一、冗官冗兵的问题，北宋皇权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由于主观意识的日益膨胀，豢养了数量庞大的官员与军事力量，为此要担负着数额巨大的俸禄与军费开支。
虽然北宋军事数量庞大，但却源于军事轨制的诸多弊端而萌生出种种软弱无力的一种现象。
第二、岁贡的问题，北宋为了向辽国与西夏王朝年复一年地支付数额巨大的“岁币”，因而，日积月累导致繁重的“岁币”现象，引发国库空虚，民穷财尽，以至于国势再无繁荣富强之机。
妇幼皆知，任何的军事行为均凭借国家的财政作为依托，积弱积贫的北宋王朝既然没有办法为增强国防军事力量投入巨资，北宋政权武装部队战斗力的强化因而也就属于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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