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九弟，也是湘军主要将领之一，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最大功臣，官至两江总督、太子太保。
1856年，太平运动达到鼎盛时期，曾国荃于此时加入大哥曾国藩的湘军，因招募到数千人的队伍，被曾国藩赐予“吉字营”称号。曾国藩对弟弟曾国荃极为照顾，凡是军中资源都予以优待，吉字营因此也被视作湘军嫡系部队，在数次战争中身先士卒，屡立战功。
“跟着大哥走，鱼肉全都有。”曾国荃在大哥的树荫下，不仅能乘凉，还能吹电风扇。曾国藩在仕途上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在历史上已创普通学子升官记录，但是曾国荃的仕途晋升速度在大哥的庇护之下更为夸张。
1856年，加同知衔(从六品);1857年，因功升任知府(从四品);1860年，任按察使衔(正三品)，赏黄马褂;1862年，任江苏布政使(从二品);1863年，擢升浙江巡抚(正二品);1863年因攻克天京有功，升任太子少保(从一品)封一等威毅伯，赐双眼花翎。
曾国荃虽在治学、为人、政治、谋略上都比不上曾国藩，但作战勇猛、从不畏死，曾国藩正是看重弟弟这一品质，才敢处处让吉字营担任主攻任务。曾国荃麾下所用之人皆亡命之徒，每逢战争都以命相搏，视死如归，吉字营的战斗力因此响彻湘军。
1862年春，曾国荃受曾国藩之命进驻雨花台，准备对天京发起总攻。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号召各地部队回援天京，集结近二十万人防御湘军。曾国荃让士卒挖筑壕沟，设置防御工事，击退了十倍于己方的太平军，援军虽然被击退，曾国荃却无法攻下南京城，双方在城内外陷入僵持。
1863年，天京周围守备据点皆被攻克，天京成为一座孤城。湘军和太平军双方损耗甚是惨重，天京已是奄奄一息，垂垂危矣，曾国藩数次想给九弟增派援军，皆被曾国荃拒绝。相持了一年多，1864年7月，曾国荃心腹李国典潜入城下埋下三万斤火药，城墙顷刻塌陷，湘军得以攻入城中，天京陷落。
持续了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由此结束，清朝统治者终于缓了一口气，想着天京城破，太平军收敛的财富填补清政府早已亏空的国库，在京城焦急地等着曾国荃上报财物，悉数上交。可是他们左盼右盼，等来了伤亡、投降、田亩、人口等记录册子，迟迟不见任何关于银钱的报告，于是皇帝一道手谕下来责问曾国荃：“钱呢?钱去哪了?”曾国荃回复：“什么钱?哪来的钱?”
天平天国苦心经营了十一年的都城天京，怎么就一两银子都没有了呢?
曾国荃打战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贪财，一个是残暴。
因为吉字营多用亡命之徒，所以每次破城，曾国荃为了奖励部下允许他们在城中金银掳掠，胡作非为，作为大哥的曾国藩都评价曾国荃“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天平天国运动以来，农田废耕，百姓流离，清政府又无力负担全国上下如此之大的军费开支，吉字营部队内部匪风盛行，所筹粮饷皆依靠劫掠所得，勉强维持军队基本生活水平。
曾国藩为能让九弟曾国荃能够拿下破天京城首功，除了彭玉麟水师辅助佯攻，其他部队都未投入到正面战场。而湘军和太平军相持一年多时间，军饷和粮草开销早就难以为继。《曾国藩书信》中他写道：“我军欠饷十六七个月，比值米价昂贵。营中多有食粥度日者。时时以乏食为虞，以哗溃为虑，深惧不能竟此一篑之功。”作为主帅的曾国藩，最为担心就是无法支付士卒军饷造成军队哗变，功亏一篑。
曾国荃也因粮饷向大哥求过对策，曾国藩的回答也很直接，“不可过绳之以法，只宜多放抚慰”，只要军队不发生叛变和哗变，军纪败坏一些也可以接受。这样一来，有上级军官的默许，吉字营的官兵们更加肆无忌惮，作恶越来越严重。
天京城破，士兵的欲望如同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一般，给天京人民带了无穷的灾难。湘军在城中烧杀抢掠，每个参与劫掠的无名小卒都一夜暴富，他们不仅将城中财物洗劫一空，还把建筑物上的木料拆下，加之家具、器物等一应运送出城，全部运回湖南。《湘军志》中写道“江宁镃货进入军中”，天京城中所收聚天下财富，全部落于湘军囊中，而未能向国库上缴一两银钱。
曾家兄弟的这次行为引起了清朝统治者很大的不满，借口曾国荃军纪不整对其加以追究问责，好在曾国藩主动请求裁撤湘军并为请求为九弟开缺回籍，才勉强顺遂了统治者的意思，才不予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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