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操，特指女性的贞洁操守。其含义包括婚前不与男人发生性关系，婚后不与丈夫以外的男人发生性关系，丈夫死后不改嫁从一而终等内容。总之一辈子只能有一个男人，不能与这个男人以外的其他男人有任何接触。验证是否处女的办法，是一种特别落后的“守宫砂”，这是从西汉就开始的验证工具。其实就是让壁虎吞食朱砂，吞食七斤后将壁虎捣烂涂在女人的手臂上，据说红砂不退色者为处女。此法古来有之，明清时入洞房前，实行“婚前验处”，盛行此法。处女结婚后，守节一生，守节严重者，哪怕别的男人看一眼、碰一下、说几句脏话也不行。中国古代，社会对贞操观的看法是阶段性的，明清时期发展到极致。

　　汉唐时期是开放的社会，守贞仅限于提倡

　　对于女人的贞操观要求，是从先秦时期的西周开始的，《周易》记载“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易传》记载“女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周易》和《易传》，为女人守贞操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女人从一而终，对男人恒久，大吉大利;而男人对女人感情恒久，反而是大凶。对女人的要求从一而终，对男人的要求却是“花心”，所以男人可以一夫一妻多妾，去花街柳巷寻欢做乐没什么，而女人如果“花心”，则是淫妇狐狸精。

　　先秦时期虽然提倡女人守节，但对女人改嫁并没有抵制，秦穆公的女儿辰嬴就先后嫁给晋惠公、晋文公。到了秦汉时期，对于女人守节更加提倡，戴圣著《礼记》，刘向著《列女传》，班昭著《女诫》，朝廷对女人守节持提倡态度，但并没有强行抵制女人改嫁。秦始皇修筑怀清台，褒奖巴清寡妇，以劝导贞节。汉宣帝、汉安帝先后诏赐贞妇，“甄表门闾，旌显厥行”。但在朝廷提倡向贞妇学习的同时，也出现了朱买臣的妻子离婚再嫁、焦仲卿的妻子被休后太守、县令一再遣媒议婚、蔡文姬连嫁三次演义出“文姬归汉”的故事现象。可见当时的风气是女人改嫁很正常，但守节却得到大力提倡。

　　唐朝的皇帝具有汉人血统和鲜卑人血统，唐朝人对于女人守节和汉朝差不太多，甚至更为开放。唐朝的公主改嫁、再嫁，武则天公开选拔面首，李治娶了父亲的妃子，唐玄宗娶了儿子的老婆，所谓“脏唐臭汉”，从上面就开了一个“好头”，下面岂不上行下效?所以在汉、唐民间，对于女人守节没有那么严格。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诗，名字叫《妇人苦》，公开为女人守节抱不平，诗中这样写道：“人言夫妇亲，义合如一身，及至生死际，何曾苦乐均。妇人一丧夫，终身守孤孑;有如林中竹，忽被风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犹抱节。男儿若丧妇，能不暂伤情;应似门前柳，逢春易发荣，风吹一枝折，还有一枝生——为君委曲言，愿君再三听，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白居易是名闻大唐的诗人，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的社会主流媒体，虽然朝廷提倡守节，但社会上并未严格遵从朝廷的提倡。说是那么说，怎么做就不一定了。

　　宋朝，古代妇女贞操观的分水岭

　　对于女人守节的严格要求，始于宋朝。具体说始于宋明理学的重要人物“二程”与朱熹。在程颢、程颐、朱熹之前乃至同时期，宋朝和汉唐一样，仅限于对守节的提倡，但并没有严格执行，民间也没有形成守节的风尚。如宋朝时的名相范仲淹，与二程几乎是同时代人，范仲淹的母亲就改嫁他人，范仲淹并未反对，也并没有因此看不起母亲，非但如此，他还在自己投资的“义庄”里，给予再嫁寡妇一定的费用，安顿他们的生活。另一位大文学家王安石，同时也是当时的名相，改革家，对于女人守节的看法和范仲淹一样，曾经将自己的儿媳妇改嫁他人。而范仲淹与王安石，是与二程基本上算同时代人。

　　北宋时代是古代妇女贞操观的分水岭时代，一方面是范仲淹与王安石为代表的“开放派”，一方面是司马光、周敦颐、二程为代表的“保守派”。司马光著有《家范》，认为“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顺，二日清洁，三日不妒，四日俭约，五日恭谨，六曰勤劳”，“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故妇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也”，对如何做好女人提出了严格要求，周敦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后和，故礼先而乐后”，给女人做出了卑下的定位，而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继承了周敦颐、二程的衣钵，创出了一套朱子理学，提出女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正式为女人守节定了调子。

　　朱熹为女人划了一个圈，这个圈子严格限制了女人的性自由。可怕的是，朱熹是一个文化人，他划的这个圈子，由于文化的传播，化为女人的自觉行动。朱熹之后，女人彻底演变为男人的奴仆和附庸，“曲不可争，直不可讼”，男人可休女人，而女人没了离婚、改嫁的自由，只能一棵树上吊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但确定下嫁给了谁，哪怕只是订婚，就将一生寄于这个人身上了。这个人死了，或守寡终生，或自杀殉夫，不许别的男人碰一下。从这个层面上说，朱熹是女权运动的仇敌。

　　元明清时期，妇女守节发展到极致

　　朱熹之后的元明清时代七百年间，中国的女人仿佛进入了地狱时代，在朱熹思想的影响下，这个时代的女人甘受男人的奴役，女人守节成为烈女节妇成为社会的主流。“男女授受不亲”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朱元璋这个明朝的开国皇帝，对于朱熹的主张是极为推崇并从制度上大力支持的，明《会典》规定“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一家出了节妇，本家的差役都免了，所以造成宗族势力争先推出节妇的后果。而女人为了给本家族“争光”，义无反顾地争当烈妇、节妇，烈女的出现曾出不穷。据历史记载的节妇烈女，《唐书》五十四人;《宋史》五十五人;《元史》一百八十七人，而《明史》不下万人，重点表彰对象也有三百零八人，至于清朝，更是比比皆是了。

　　这个时期的烈女节妇，让现代人想来，真真的有点不可思议。烈妇蔡松阳，嫁给叶三为妻，叶三因病早死，临死前心疼妻子，劝她趁自己未死改嫁，结果蔡松阳挥刀自刎，先叶三而死，以明心志;金华方氏嫁给了一个酒鬼袁坚，酒鬼丈夫死后，她在丈夫的棺材旁边放了一口自己的棺材，活活饿死殉节;一位姓戚的女子，在新婚之夜丈夫暴亡，她随之殉节而死，一天福没享上;一位姓陈的女子，嫁给了一位生理功能不全的男人，无法享受性生活，跑回了娘家，结果父亲将她生生缢死，父亲也因羞愧自杀;一位姓李的女子，仅仅因为几个军爷说了几句污辱他的话，就羞愧自尽;更有甚者，一位王姓女子，因为风吹门帘，怀疑有人偷窥，自尽而亡。而这些人烈妇之死，都是她们自愿的，并没有逼迫的成分在内，殊为可悲。

　　至于不死守寡的人，生活其实也是非常凄苦的。正所谓“慷慨赴死易，从容守节难”、“晨风夜雨，冷壁孤灯，颇难禁受”。有一位节妇守寡六十年，每天晚上拿出百枚铜钱洒在地上，摸黑寻找，直到找到后身心疲惫方才睡觉，这样的日子竟然忍了六十年，临终才告诉后人她内心之苦。女人的苦日子，直到民国方才兴起解放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女人方才彻底成为与男人平起平坐的“半边天”，不再是男人的附庸。而女人能够骄傲地站起来，则是改开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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